朱理治回忆录之九: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两年(上)

辛亥革命网 2017-06-14 09:22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1940年3月,我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此之前,我听到有两个人说我被捕后自首叛变过,其中一人是我前妻的哥哥季楚书。此人原为上海“文总”的秘书长,以后被捕,抗战后出狱。

  1940年3月,我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此之前,我听到有两个人说我被捕后自首叛变过,其中一人是我前妻的哥哥季楚书。此人原为上海“文总”的秘书长,以后被捕,抗战后出狱。我因他妹妹病故,给他写信报丧,他却回信骂我是叛徒,因此,我到延安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中央责成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组成审查小组,经过一年审查,证明纯属误传,不足为凭。那时,正赶上皖南事变刚发生,国民党政府停止了给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并在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很大困难。在此之前,边区的经费80%靠外面给。因此,边区银行只好靠发行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追究责任,中央撤了曹菊如同志的行长职务,决定由我接任行长。我本打算今后搞哲学研究,正准备写《唯生论批判》,同时因高岗负责西北局工作,怕人事问题搞不好,不愿意接受。后经中央作我的工作,我觉得在党困难时应担负责任,于是向弼时同志表示,搞半年再调工作,弼时同志说至少要搞一年。到银行后,我曾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办事”的格言,做好了被撤职查办的精神准备。

  我在银行工作两年,可分四个阶段。

《解放日报》1941年有关朱理治活动的报道

  1941年3月,从我接手银行工作起,至6月份是第一阶段。

  开始一个月时间主要是看书,作些笔记,与吴亮平、王思华同志交换意见。《资本论》上说,决定的问题是生产。因此想到先投资生产,使各机关的生产有了基础后,下半年金融可以稳定,即“稳——不稳——再稳”。

  那时,关于发行问题就存在争论。边区政府希望不发,中央和西北局希望发,最后决定发1000万,用于财政250万。4月份,银行开始发放贷款,主要贷给各部队、机关、学校,使之能有资金,实行生产自给,减轻财政压力。借钱的机关很多,天天和他们谈办什么样的工厂。给工厂的投资除100万活动资金外,又挤出了80多万,共投资180多万元。到了八九月,投资八九百万元。这些贷款事先没有很好的计划,实际带有财政性质,但却给边区生产打下了基础。以后工业上的发展,这批资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最初发行速度很快,3月份增加78%,4月份增加37%,5月增加27%,上半年每月平均增加37%。发行快的原因,主观上是想赶快投到生产上去,客观上是为形势所迫。

  对财政,一面是帮助,一面是挤。1941年上半年,财政上大部分靠银行支持。当时,我讲到下半年不再支持,并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财政上不要拖累。对于买粮食的300万元,我本不赞成给,后来,又买进又借出。今天检讨起来,过去粮食是买错了。

  在业务方针上,银行和商业都有改变。银行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商店的方针是平抑物价,这种观点来自:一、过去人家都骂光华商店赚钱;二、列宁的《论国家银行》上说,国家银行以发展国家经济为目标。

  5月初,关于银行发行问题,又开始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涨了,不应再发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继续发。我当时写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一文,因为3、4、5月物价波动很快,5月份高达22%,我想分析物价涨的原因。我认为,原因第一是受法币的影响。当时虽然已停止了使用法币,但边区物价仍以法币为标准,友区物价涨,边区的物价也要涨。第二是受顽固派的封锁。这是一时的,只要经济战线搞好,外货是可以进来的。以上是外部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内部原因,生产太少,物资不够;出入口不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私营经济没有组织,合作经济不能起作用,公营经济不统一,各自为政。因此,提出了四个办法,即加紧运输,使出入口平衡;加紧生产,使财政走向收支平衡;假如财政能平衡,资本可以投向生产;经济要有组织。文章最后谈到银行的基本政策,一方面要投资工、农、运输事业,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要使金融不波动。这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其次,也谈到银行是国家银行,不以赚钱为目的。后经黄松龄看过,又把这段删掉了。这篇东西5月13日印出后,发给了各行及银行顾问。

  第二阶段是1941年7月至11月。

  5月时,绥德物价大波动,边币跌到1元5毛顶法币1元,金融紊乱,拒用边币。关中在6月前边币1元可顶1元法币,以后绥德和延安的票子流向关中。陇东继起波动,一部分边币到三边,一部分回到延安。6月时,延安边币跌落,盐务处拒用边币收法币,因此,三边沿路都不用边币了,延安去驮盐的也买不出盐,老百姓有把边币撕掉的。以后,边币渐渐集中延安,到7月,延安边币跌到2元顶法币1元了。延安物价飞涨,虽然不拒用边币,但大家买卖非用法币不可。投向各机关的生产资本,也有转向商业(如各种商店的建立)作投机买卖的。

  当时有各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发行票子,物价就涨,过去发行的不对。谢老曾批评我过去发行180万,多了。我当时说,不发行没有办法。谢老即谢觉哉。说发票子只能当苦药吃,不能当甜药吃。第二种主张,物价涨了,筹码不够,票子发的少,以后要继续发。第三种意见是冀察晋来的同志,他们说边币发的太快了,事先缺少宣传准备。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在冀察晋的条件下是可以的,但在陕甘宁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太急。当时,银行委员会经常开会,争论很多,每次都没有结论。我开始感到了工作难做。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定下基本原则,坚持不超过现在的发行额,并且尽一切可能多运盐,使出入口平衡,稳定票子。下半年金融比较稳定,运盐起了作用。当时,又决定另发票子300万,全部给军委。我感到银行工作很难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大家争论,并把5月13日的文章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主张由上面解决。9月份,中央曾开过一次财经会议,争论很厉害。毛主席曾指出,基本问题不是金融问题,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同时,也批评银行过去偏重于公营经济,今后应向农业和私人经济贷款。

  这一阶段,我想把票子大体维持住,再发不必要,可能性也不大。但票子还可以发,因为绥德还没有用边币,想集中力量搞推行工作。这时我还搞了平价运动,以稳定人心。7、8月份,物价跌了一些,光华商店的东西低价出售。平价运动后,人心较稳了,用边币能买到东西了。公营商店不收法币,把法币打到黑市里去了。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公营商店购买货物的价格。搞有奖储蓄,吸收存款,以作生产投资。

  在6、7、8月三个月里,我研究边法币兑换可否挂牌,首先由裕顺通公司试办。9、10月试办有效,于是想到公开搞交换所。12月,用政府名义出一布告,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有拒用边币者要抓;到交换所买卖法币,平价交换;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同时规定了处罚条例。

  通过前一段工作,感到放款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因此订出了一个放款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为发展经济,银行必须投资生产,少到不妨碍生产,多到不通货膨胀;外面票子多时要少放,少时要多放;生产奖金少时要多放,多时则少放或不放;财政厅收支务求平衡,少拖累银行,以便多投向生产;银行发行最高额不得超过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决定,超过最高发行额时,拒绝放款。财政借款在10万元以下者边区政府批准,10万元以上须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这个条例被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了。

  因当时没有财经办事处这个机关,哪个款应放,哪个款不应放,不易知道,因此,拼命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三边商会代表团来时,座谈过一次,想到卖特货的办法,并到金盆湾去实地考察了一次,与717团359旅的一个团。商量,由银行投资。

  第三阶段是1941年底至1942年6月。

  专家们的意见,边币最好不再发了。财政厅提出1942年财政预算5000万,我们说至少要8000万,毛主席决定8000万。同时,西北局也有把物价搞好,稳定金融的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出计划,经中央讨论批准,其中有1942年原则上不发票子一条。我当时为了财政不拖累银行,发行只是准备金,急需时再发,因此决定了1000万的投资放款,其中农业550万,工、商业各100万,合作经济100万。我这时在银行的中心任务是推行边币(平衡物价、稳定金融是下半年的决定)。为着与敌顽斗争,边币必要时可以发行一点,但不能使物价超过50%,也就是不得已才能发行,尽可能不发行。

  另外,关于贸易问题,我想到要使边区走向计划经济。那时打算,盐出口每年收入2500万法币,其中贸易局可收2000万法币。各根据地给中央外汇,可以取得700万。粮食出口,贸易局可以拿到300万。三边毛皮出口可以收入20万,毛口袋可以拿到20万,毛线、毛毯、毛衣可以拿到60万。整个边区有6900万的法币买卖,贸易局可以拿到5100万。而边区需要外面入口的用品共计8100万法币。与出口的1000多万法币的差数,我想用禁止香烟入口和鼓励出口的办法来解决。

  因为特货和盐在我们手里,财政上又不拖累,我想1942年金融可以稳定,当时是抱着乐观态度的。到1942年2月,特货统一了,对外面来的大批货,我们可以用特货抵法币。政府重申了禁用法币的法令,各地又设立了三十几个货币交换所,两相配合,边币流通范围扩大了。这时,友区紧缩通货,开始限价,大批东西来边区卖,使边币稳了几个月。为配合特货统一,又搞有奖储蓄,并发行了1000万元,买了880万元货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感到物价要涨,要抢一批货,以备将来稳定物价。估计日伪要抢购物资,法币有被降为辅币的可能,因此决定驱逐法币出境,推行边币。为准备物资,各地大量买洋纱布疋。这1000万元货物也对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

  3月时,延安主要物价飞涨一倍。特货与盐1、2月时还能相当统一,到了3月,由于霍维德公司把特货包出去了,共计150万元,影响销路,1942年的金融计划马上被打破了。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又低下来,2月份是2元5角,3月份是2元9角。边币流通范围缩小了,法币又不得进入交换所,老百姓公开用法币。到5月,因359旅调动,绥德边币被打下来,有人造谣,黑市达到4元5角。到6月份,境外有1万捆洋纱进来,需要300万法币,因此边币又下跌,延安黑市到了3元5角5分,绥德也跌了一些。有奖储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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