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九：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两年（下）

　　当时有人质问，金融为什么波动？我的答复是经济力量不足，发了1000万票子。谢老问，为什么发这些票子？我说这些票子一部分是中央允许发的。在5、6月时，财政厅向西北局打报告，说物价涨了，金融不稳，预算不能维持，要求发票子。贺龙师长找我谈话，说由晋西北给银行5万特货，财政厅再给5万，我想，以这10万特货，可以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1元了。

　　这时，我开始研究物价上涨到底什么是主要原因，边法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此找了许多书，并到外面巡视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边币有它自己的规律。基本问题是边区物价不一定跟法币走，物价大涨与发行有关系。1、2月时不涨，是因为当时外货来的很多，又是年关，大家用筹码少。可是年关过后，商人开始活动，边币流通到市场，所以物价大涨。

　　边币的规律都取决于那些因素呢？第一，决定于商品量与货币量的矛盾，货物多货币少，物价即跌，反之即涨。商品量又决定于自己的生产与外货的进口。边区商品可以由边币决定价格，外货是由法币决定的，如汇价提高，外货价涨，我们的物价不一定跟着涨。第二，决定于出入口的多少。出口多汇价会提高，反之则低。汇价不完全根据出入口，假如票子发的多，出口多了，汇价也不会提高的。第三，决定于流通范围的大小。范围小，要少发；范围大，可以多发。如何使边币范围大？首先要边币稳定，稳就可以推行，不稳就会流回来。其次，是保证边币能兑法币。再次，是要用法令推行边币。另外，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法币到不了自己手里，金融发生波动，是无力来维持的。所以，调剂物价金融，统一盐和特货起着主导作用。在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之前，发行起着决定的、主要的作用，发行的多，物价就要涨。

　　那时，我还研究如何以更少的票子，做更多的工作。与贺龙师长谈话后，我认为边币提高的条件已够了。以前我把力量用在研究财政经济上，至此，则集中力量搞金融。我曾作过一个报告，说本位主义不好，但忘本主义也不好。总之我的做法是先把思想搞清楚，即研究出边币有其规律，不一定完全跟法币走。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秋收后边币可以提高。还做了一次业务方针的报告，中心内容是：2月后物价涨的基本原因是，我发了票子；特货与盐不能统一；法令执行不力，边币往回走；银行本身调剂的不好。并提出，以后的业务方针是调剂金融，稳定物价。

　　根据新的业务方针，边币发行额执行财经委员会的决定。机关放款停止，对农业还继续放，各商店收回公盐代金；确定各分行投资的透支标准；按当时当地物价与汇价高低，卖货或买货，物价涨、汇价低时，卖货买法币。对生产仍然放款，如纬华、难民工厂、化学工厂的工业放款，给火柴厂35万元贷款。但对其他大工厂的周转是采用实物贷款的办法，因为调查发现，工厂借钱存货不生产，结果在帐面上还赚，事实是赚银行的钱。农贷的基本问题是款子少，不是利息高或实物贷放的问题。农贷以实物贷款是对的，这样贷款，农贷可以继续放，而且可以多放，即使政府没有款也可以继续放。对财政厅的1000万借款，我当时决定让他们抵押实物。财政厅既要发票子，又不要物价涨，这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发行后，物价一定涨，因此决定由财政厅交2万特货。其次，为革命需要，票子也要发一点，但没有人敢负责任。因此我主张要把发行权归政府，一切发行归政府管理，借款由政府批准。

　　6月，我决定收缩通货，不使边区物价比区外高。6月30日，提交财经委员会讨论，南汉宸厅长说紧缩通货是对的，不必要的投资可以停止，特货可以卖出一部分，财政尽量不拖累银行。林老即林伯渠作结论，可以收回1/4的边币，由银行做出计划。根据这个决定，银行在7月4日有一紧缩通货、提高边币的决定，提出边币有提高的可能性，政府收公盐代金需要边币，光华商店可以卖出一些货物，边币也可以收回一些。因此，争取在7月里边币提高到与法币3比1，在未提到前，一切东西暂时不买；除工、农业贷款外其他贷款暂停；党政军配合，严禁行使法币。这里并没有让各地方都收缩，只是说其他贷款可以停止。

　　第四阶段是1942年7月到12月。

　　7月4日的决定发出后，20日就推翻了。当时苏子仁即乔培新。同志看到物价涨得太急，棉花北上，南路的货不来。详细研究了一下，原来6月日伪在华北禁止使用法币，驱法币到国民党地区，国民党地区的物价要涨，所以要大量买盐，使边区的货倒流。国民党采取抢货的办法，进来的货有800驮被他们扣在洛川，出去的货他们保护，同时大量买我们的东西。于是，我的思想改变了，认识到战争时期，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物资的问题。因此，在7月25日写了贺、林、高即贺龙、林伯渠、高岗。的快邮代电，指出友区在抢我们的东西，并不许我们进口东西；同时又指出过去法令没有贯彻，法币仍在边区内行使，假如不严申法令，我们买不到外面东西，比价不但不能提高，反而可能下跌。具体对策基本上是，不允许法币在市场上行使，用法币到外面买货。主要想法是，边币比价提高，有利于外货进口。这以后，边币每天都有一二分提高。

　　8月3日，我又开了一次行务会，确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抢货。两个办法，一是提高汇价，一是发票子。8月6日边区召开财政会议，李鼎铭、高岗、林伯渠、陈正人、肖劲光、徐向前、贺龙、何杰、方仲如和我参加。一是谈财经办事处的成立，一是谈金融问题。当时，我把行务会的两种办法提出来，即发行一些票子到外面买货，以货换货，使物价稍微提高。会上，王震同志说边币可以提到1元顶1元，高岗说边币可以提到2元顶1元，或1元顶1元。林老指出主要是抢物资。贺龙同志提出边币要稳，各部队要努力推行边币。但大家都不愿提高物价。

　　老百姓的心理，对边币的影响很大。在边币比价猛烈提高时，大家都拿法币来兑换。在9月整财会议前，银行曾商量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8角，不要提到1元顶1元。假如提到1元，外面大批东西要来，我们一定要买，还要发票子，同时法币也不够用，结果物价要上涨。在整财会议上，我对提高边币的利弊问题有一个分析。我的分析是，边币提高有利于推行边币，抢购物资。提高后这两点是达到了，基本上是好的。另外，物价虽然没有低，但也没有涨。其次，票子购买力好了，将来紧急时，可再发，对口岸也有好处。坏处是财政上的特货和食盐吃些亏。金融问题就是这样，有利必有弊。

　　延安在提高边币时没有把物价压低，是我们主观上没有想把它压低，目的在于抢货，使外货入口。1942年上半年物价每月平均上涨16%，7、8月后上涨较慢，没有超过10％的。假如当时有票子，汇价提到2元5角，可以多收些法币，但物价可能涨的更快些。

　　关于物价与发行的关系，我的意见是，物价涨的基本原因是生产不足，但直接影响物价的是发行。如皖南事变后，物价涨了15倍，但当时物资比以前多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票子发得比增加的物资还多。去年发行增加30倍，物价上涨15倍，假如生产也发展30倍，物价就不会涨。发行快而物价涨的慢的原因在于，生产发展了，流通量大了一些。有一部分人，一方面要求发行，一方面又要求物价不涨，我认为很难做到。南汉宸厅长说发行要根据流通量，说物价上涨，流通量不够，就要发行。我提出原则上不发，遇困难再发的观点，是为了挤财政，不要财政拖累。当时，各部门要求发的票子太多了，因此我打了一个埋伏，说每月发行至多不能超过7%，即400万。其实至多能发1200万，1000万各机关用，200万由银行周转。结果，1200万都由财政厅用了。假如当时发400万，也就够用了。我过去不是没有发行，是发行了30倍，我的错误是处在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发行的。我的困难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

　　1942年冬，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宁及晋西北财经工作，贺龙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用全部精力搞了1943年计划。正在此时，西北局召开高干会，高岗突然提出来要清算陕北历史，以后便撤销了我的行长工作。高岗说我的银行政策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疑的。当时，他的哥哥在市场上做黑市买卖，被银行工作人员樊一萍扣了起来，因此又说我对西北局闹独立性。在延安审干时，高把樊一萍等抓起来，说成特务。但是历史证明，高岗的做法是不行的。从1942年7月起到1943年3月我离开银行之前，在给各机关生产自给打下一定的基础上，边币和法币维持在18比1达8个月之久，边币威信提高，流通范围扩大。而我离开银行以后不到一年，边币和法币的黑市价变为20至30比1，边区金融市场混乱，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后经中央纠正，才又改了过来。樊一萍等一批同志亦经中央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