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理治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岁月(2)

　　其次，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边币的发行，是完善边区金融工作的开端，它推动了存放款、汇兑等业务的全面开展，使边区银行成为既有中央银行特征，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朱理治亲自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对边区银行的性质、任务、权力和组织等，作了全面阐述。他十分重视银行的枢纽作用，他是我党最早批评把银行当作“财政的出纳机关”，当作“建设的会计科”的金融理论家。他积极主动、大刀阔斧地通过业务活动，支援革命战争，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1年11月7日，他借边区银行大楼落成举行开幕典礼之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业务宣传活动。他为推动业务发展，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开创了新的存放款种类。在发放贷款中，边行以农业生产为重点，不仅要求结合自有资金，而且在通货膨胀高潮，开展了平价运动和倡导实物贷款制，既支援了生产，又保障了资金安全。边行开展了大规模的有奖储蓄运动，虽然收效不大，但却扩大了银行的影响。边行还依据米脂—绥德—延安—关中—富县和庆阳—定边—华池两条贸易路线，开展了内汇业务，并与晋西北农民银行等也订了通汇办法。各项业务的全面开展，使边区银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经济支柱。

　　第三，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1940年前，边区银行除光华商店外，只有总行和三边、绥德、陇东三个分行，西安、重庆两个办事处，不过五六十人。朱理治担任行长后，随着业务的发展，机构、人员迅猛增加，仅总行即有100多人。总行内部设有4处15科，各分区设有分行，各县设有办事处，还建立了30多个集镇货币交换所。为加强领导，总行设立了行务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银行顾问团和担任法律顾问，使边区银行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网络，适应了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虽然处在战争环境，但银行毕竟是个经营货币的特殊机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朱理治一面抓组织建设，一面抓法律和制度建设，使边区银行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了健全金融行政，1942年7月，还成立了专门的条规起草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在朱理治任期内，制定的各种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等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有20多项。这些规章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为边区银行的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也是最活跃的两年。仅仅两年的时间，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性质完善了，金融网络形成了，规章制度健全了。《解放日报》每月总要有四五次报道边区银行的文章、新闻或业务广告。1941年10月2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上面写到：“边区银行建立伊始，除加紧建立其分支行、办事处、代办所等金融网络外，总行内部机构在改组，规章亦臻完善，计分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下设各科，另辖光华印刷厂，并与贸易总局加强联系，辅导人民合作事业，扩大办理农贷事宜，统一并巩固边区金融，促进国民经济之发展，建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的五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通汇，筹备实行外汇允许制度。为使各界明了该行起见，故特择吉日11月7日举行开幕式及新址落成典礼……届时新市场上，必有一番新的气象。”短短数语，说明边区银行进入了鼎盛时期。

　　（三）

　　1941年上半年，边币增发了1224万元，是1940年全年发行总数的393倍。至五六月间，边区金融物价发生了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由边境逐渐向边区中心区域退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还要求增发，说：“我们有政治保障，可以大量发行”；“要度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不能不再发行”，“物价涨了，筹码不够，因此不能不随着物价上涨速度而增加发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已经超过饱和点，再不能发行了。说：“增发边币，如同吃苦药，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甚至质问银行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票子。对于这两方面的意见，朱理治都不赞成，遂于1941年5月13日，也就是他上任两个月后，写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朱理治深入分析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他指出，受法币影响和顽固派的封锁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内部，即：生产物资不够，出入口和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土产运输工作，使出入口平衡；加紧生产，使边区迅速走到完全自给；在财政上开源节流，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加强边区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在他看来，边币跌价是由于边币数量多和商品数量少的矛盾造成的，而这个矛盾又是边区经济的生产力与财政消费力的矛盾带来的。因此，边区市场上的问题，不只是货币量增多了，而且商品量也减少了。这才是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主要原因。

　　根据这个分析朱理治提出了银行的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边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处理好放款与发行的关系。因为，当时银行资金不多，要放款就必须增加发行，而发行多了，物价就难稳定。怎么办？资金从哪里来？只能是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财政投资，使财政走向平衡，把投向财政的资金抽出投向生产。为此，他在1941年给毛主席的《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中，提出了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但是，朱理治提出的减少发行并不是要绝对不发行。他在银行行务会上说：“如果国民党发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在《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一方面要反对一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无限止地过多地发行边币。”他强调，在边区政府与党的领导之下，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

　　在朱理治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期间，边行的发行工作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基本上做到了既不害怕发行，又不无限制的发行。1941年7月至11月，边币增发866万余元，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因爆发太平洋战争，为抢购物资，经党中央批准，增发边币1185万元。这两段时间，发行虽然都有增加，但都少于1941年上半年的发行数。由于贯彻了紧缩通货的原则，边币由发行初期的猛跌，逐步回升到了平跌和提高。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边区财政金融贸易经过调查后，提出的《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与朱理治关于发行的指导思想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意见》认为：“边币下跌与物价高涨，客观原因是顽固派的封锁破坏，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如边币发行的准备工作很差，税收工作整理不够，财政上加重了银行的负担，对外贸易无限自由，出入口不平衡，入超过多等。”提出“要采取暂时的通货紧缩办法”；“财政上尽可能加以节约，做到再不给银行以财政上的过重负担；”“除目前仍增发200万以作储盐之用外，暂时是决不应增发”。至于“边币的跌价是否由于发行量超过了流通量”的争论问题，《意见》指出：“边币跌价由于超过了流通量，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以说通的”。

　　1941年8月，毛主席看到朱理治的报告后，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要向朱理治索要一份，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同月，中央开会讨论金融问题，争论很多。毛主席作结论时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加以解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财经委员会做出了坚持不超过现行发行额，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并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银行对各种投资暂时一律停止”。

　　1942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定的《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提出，在金融贸易方面，要保障边钞与物价的相对稳定，1942年在财政上不靠发钞票，由银行利用储蓄及公盐周转收回一部分。1942年2月27日，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在专员、县长联席会上作报告，谈到金融政策时也指出：“对巩固边币，则采取加强准备，限制发行数额的办法。”所以，1942年上半年，除中央与西北局批准的外，银行再未增加发行，使边币币值基本上保持在提高和平稳的状态。这说明，朱理治的发行思想是受到党中央、毛主席、边区政府肯定的，经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

　　（四）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责令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作为边区的本位币，独立流通市场，同时决定停止使用法币。但是，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边境交错，彼此经济密切联系着，人民要用法币从边区之外购入必需品，政府也要用法币进行进口贸易，所以，法币不仅禁而不绝，而且由于边区物资紧缺和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币于1月份发行，2月份就开始贬值。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1941年，西安物价涨了27倍，延安则涨了48倍，一元边币只值法币五毛，在关中、陇东、三边等地跌到只值三四毛钱。有的老百姓说，边区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币不好。许多地方发生拒用边币，甚至把边币撕掉的现象。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利用各地汇价的不同，从中捣乱，破坏边币。商人也利用各地的差价，大做边币黑市买卖。一时间，边区金融贸易相当混乱。

　　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8月，朱理治在《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报告》中指出，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边区与友区一方面存在贸易的联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断造成的。他说：“这个矛盾如不解决，即是将来边币提高到与法币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个危害。因为，外汇价格受供求关系所左右，银行不能强以调剂，一定会有差额。有了差额，一定要有外汇黑市买卖发生的。”他认为，边区金融的大患，不在于边币跌价，而在于边币价格之不稳。那么，如何解决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允许边、法币共同行使，以为这样边币就能提高。他说，如果这样，则一定是法币“长脚”，而边币“短脚”，边币必被法币挤坍。另一种是检查和没收人民藏法币与携带法币，以为这样可以禁止法币。他说，这是一种“左”的现象，我们只是不许法币流通，并不阻止人民家藏和携带法币。（《发行边币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