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

　　传统中国，自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足以令他们成年累月埋头四书五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始终视科举成功为唯一出路，以至有范进年过半百终于中举喜极而癫狂的著名典故。直到距今110年前的1905年，这种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才告最后终结。引人注目的是，令无数人魂牵梦绕，且直接关乎其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等可能获取诸多利益的人生捷径，被明确宣布停废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社会波动或骚乱，这也可说是清末新政诸多改革举措中的亮点。而科举的停废，也为各地新式学堂的开办铺平了道路，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年轻学长逐渐成长起来。

　　废科举的前奏：“新政”的出台

　　世界刚步入20世纪，中华民族正陷于空前的危机和灾难的深渊。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凌晨携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惊魂未定、刚在西安驻足的西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的诏令，宣布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改革，以求渡过难关，维持清朝的统治，史称清末“新政”。其间，就有举国瞩目的废科举的举措。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科举考试的试题仍摘自“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凡应试文，均要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破题用两句说破题意；承题指承接破题而阐明之；起讲是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四个段落即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是议论的主体，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这种有规定程式的文章，人称“八股文”。

　　科举考试是三年一科，分四级。第一级是“院试”，参加者是经过县、府两级预备考试录取的童生，考中者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次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故又称“省试”，参加者为秀才，考中者称“举人”，其中各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第三年是“会试”，秋季在京城礼部举行，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考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贡士称“会元”。凡贡士均参加来年春天的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宫殿（通常是保和殿）上主持，试题有关国是，应考者针对考题提出对策，称作“策论”。这种殿试，实际上是会试的复试，一般不会再有淘汰，只是经殿试后，称为“进士”，名次重新排列。殿试的结果，要在两三天后揭晓，前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据统计，清代的高级官员不少出身于进士。尚书744人，其中进士出身339人；左都御史430人，进士出身221人；总督585人，进士出身181人；巡抚989人，进士出身390人（陈捷先等主编《清史论集》，第729页）。但总的说来，进士出身的人，在高层官员中所占的比例不足一半，这是因为清代官制以满人为主体，实行满汉双轨制，而满人入仕，照例不用科举。

　　新政诏令颁布后，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废科举、办学堂以培养新政所需人才势在必行，如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所言：“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施培毅等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37页）。但具体进程，仍受制于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和决策过程。

　　先办学堂，后废科举

　　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大批新式人才，在宣布废科举前，设立新的学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9月清廷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量加擢用，因材器使，优予官阶”（《光绪朝东华录》，第4719、4787页）。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2年，清朝政府拟定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7级，修业年限共计20年，从蒙学堂起始，依次为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另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另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另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它几乎照搬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日本学制，但删除了女子教育，学制的年限增加了2年。壬寅学制规定，学制系统同时也是教育行政系统，大学院既是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但该学制并未具体实施。同年12月17日，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复校开学。

　　次年，经过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实施。较之壬寅学制，正式推行的癸卯学制又有新的内容。修订后的学制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主管全国学政，与学校教育系统分开，初步形成中央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癸卯学制承认女子在家庭范围内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将初等教育10年减为9年，初小一级增设艺徒学堂，中学分设实业科，大学预科与高等实业学堂平行，增加了中学选择实业深造的途径，癸卯学制加强了师范教育，扩大了师范学校的类型；癸卯学制增设了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增强了外语教学。癸卯学制的实施和次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标志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1902年7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将原有的一所学堂并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办的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2册，第48页）。就连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底，有28名八旗官费生被选送到日本留学。次年，国子监所属的八旗官学，奉命改为八旗第一至第八高等小学堂。据当时人记载，这8所高等小学堂，“依数目字排列，如第一个小学堂即名为宗室觉罗八旗第一小学堂，由此往下推，直到宗室觉罗第八小学堂”；它们“专收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旗籍子弟读书，其他汉族人绝对不收”（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卷》，第630页）。1903年6月18日《大公报》亦载：“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以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

　　当时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延聘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伍光建等人，率先按照新颁学制陆续编成一套较齐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笔算、珠算、地理、修身等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农业、商业等9种；中学教科书，有13种；另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以及教授法、英文初范、铅毛笔画帖等数十种，基本上包罗了“癸卯学制”规定的各类新式学堂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