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2)

　　为了督促检查各地的新式教育，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制度。1906年5月公布了《奏定学部官制》和《奏定各省学务官制办事权限并劝学所章程》，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地方视学的名称、设置方法和人数、任选资格、职务内容等，要求其通过指导、监督各属学堂的教学和管理，推动各地的新式教育。

　　鼓励留学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鼓励出洋留学，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并许诺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试合格，予以任用；对自费出洋留学者，规定也给予鼓励。1901年9月27日，新政伊始，清廷就宣布鼓励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也可得功名。以后，清朝政府又先后颁发《游学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和《游学西洋简明章程》等。当有人学成回国并通过了相应的考试，也确实得到了功名身份。1905年7月14日，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舆等归国留日学生，就因此被分别授予进士或举人身份。

　　出洋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对归国留学生经考试合格授予功名的资格也有明确规定，1907年4月学部称：“游学东西洋各国毕业学生，上年经臣部先后奏准每年考验一次，必以在外国大学堂、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为限。其肄业速成中学堂、寻常专门学堂毕业者，概不准与考，所以于奖励人才之中，寓慎重名器之意”（《光绪三十三年留学生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1909年5月28日，摄政王载沣记述：“廷试留学毕业生于保和殿”（《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

　　废科举的争议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同时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瞿鸿禨是湖南人，同治朝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办河南、浙江、四川学政。1900年跟随慈禧太后西逃，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述四人中，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人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禨一人赞成，孤掌难鸣。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庆亲王奕劻接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荣庆出任军机大臣学习行走。督办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昆冈于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新政要员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强，并成为实现停废科举的契机。

　　荣禄去世后，王文韶成为反对科举改革的领头羊。为换得他的让步，主张废科举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也作了妥协，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停废科举。由于事前已有沟通，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奏准递减科举中额，从而为最终停废科举打开了缺口。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1904年2月21日，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的英国人丁家立写信告诉莫理循：“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位总督，目前已着手实施他们彻底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计划，定期削减考取功名的名额，只需十年就将停科。此后，学位概由书院颁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311页）。

　　但此事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议修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正当科举改革进程有可能出现逆转之时，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又使事态的发展“峰回路转”。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一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进入军机处并充任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枢机构中扫除了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

　　废科举的契机

　　1905年8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已成定局，中国国内要求废除科举、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呼声大为高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抓住这个良机，乘势于1905年9月2日联名奏请中止减额、立停科举、推广学校。随即，得谕旨批准，宣布自1906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并令各省兴办学堂。延续已久的科举取仕制度终于被废除。废科举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的整个过程，折射了新政改革举措能否出台并顺利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政机构要员们的态度和彼此间的关系及力量消长，自然最终仍取决于慈禧太后的决断。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可谓石破天惊。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的陈独秀忆述，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成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陈独秀：《实庵自传》）。

　　令人不无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延续已久且又直接关联无数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取仕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风波或骚乱，而是能够较平稳地实施。综上所述，其主要原因，除了当时人们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陈腐渐成共识，还在于科举废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还适时推出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如在清朝政府高层尚有意见分歧时，倡导者没有贸然提出废除科举，而是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避免了改革主张的可能夭折；在科举废除正式出台前，先有一些缓冲措施诸如开办新式学堂、鼓励公费或自费留学，对符合规定者如新式学堂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可以给予相应的科举功名等。这些用心良苦的举措，明显考虑了一旦废除科举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肯定大为沮丧的人群，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最大可能减轻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或激烈乃至极端的举动。这些用意和举措，无疑收到了实效。

　　科举停废后的新式教育

　　科举宣布停废后，以各级学堂为代表的新式教育有长足推进。据统计，1905年学部成立时，全国共有新式学堂8000余所，学生25万余人；到1909年，学堂增至近6万所，学生约160余万人（《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840页）。即使在僻远贫穷的甘肃海原（今宁夏海原），也有新式学堂的开办，“池街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初等小学堂一处，系因旧有百泉书院一座，尚存泥修破坏小房数间，稍为补修改设。全年经费的款，尚只筹有六十金，不敷之数，全恃随时设法筹给。教习一员，员司两员，学生三十名”（《明清民国海原史料汇编》，第153—154页）。1907年京师大学堂举办运动会，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前去参观：“我估计至少有五千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排队走向运动场。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外国式的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都是中国人，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311页）。

　　清末新政期间，浙江“最低级的学校是初等小学堂，每个市镇上都有这种学校，只教中文和简单的算术。进这种学校，必须通过一次简单的考试并保证做个好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本地还建有高等小学堂，课程相似但要求较高”（《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第254页）。杭州人夏衍曾回忆他进新式学堂的经过：“我八岁那一年（时为1908年——引者）正月，母亲带我去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8页）。

　　在科举制度明令废止前，一些家长和学生仍对科举中仕抱有期望，直到科举停废才作罢。陈布雷忆述，1903年14岁的他奉“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初试失利，又去应府试，名列第一，“父始色霁”（《陈布雷回忆录》，第21页）。蒋梦麟自述：“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他也如愿考上了秀才。他的父亲和亲友们都为他考上了秀才而兴奋不已，都希望他从此有远大的前程，“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但蒋梦麟自己则另有打算，已不再满足于已接受的新知新学，“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更多地去充实自己。不久，他就“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04年的事”。科举停废后，天地更广阔，1908年他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第75、76、84页）。从此，他步入新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