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杏佛家藏书信看清末民初的官费留美学生(2)

　　这班青年才俊做事极为认真，相互之间会因为意见相左而激烈争论，甚至横生龃龉。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分股委员会委员长陈藩是杨杏佛在美时期新结交的朋友。但是就是与这样的挚友，生性孤傲刚直、心直口快的杨杏佛也会与他争论不休。

　　1918年2月，杨杏佛终于与科学社编辑部书记钟心煊因结下仇怨而决裂，3月3日上午10时，召开《科学》编辑月会，会上决定“书记一职删去，由部长总理一切，重新组织”。因为编辑《科学》而与人多有矛盾的杨杏佛渐渐地萌生了厌意。是年5月，杨杏佛以即将归国为由，将《科学》编辑事委托给赵元任。此后，他彻底退出编辑部。杨杏佛辞职后，《科学》月刊刊登了启示，将杨的辞职解释为他即将归国。

　　南社诗人的文学革命

　　1912年1月，杨杏佛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工作时，与南社主盟人柳亚子相识。柳亚子仅在秘书处工作了三日，但这三日的接触让他对杨杏佛的“语言妙天下”颇为敬佩，遂介绍杨加入南社。杨杏佛诗词俱佳，在美时期他经常与友人诗词相和。归国前，他将在美留学时的诗词佳作重新誊抄，装订成《康桥集诗》和《康桥集词》各一本。

　　南社社员有“集龚”风，杨杏佛对龚自珍也颇为推崇，以致在给赵志道的信中，屡屡引龚诗述怀。在他思念赵志道夜不能寐时，他引用龚自珍“磋砣复磋砣，黄金满虚牝”句哀叹自己虚度光阴一无是处，希望赵能以一书以开其心眉。在赵志道跟他使性子时，他引龚自珍诗“欲求飘渺反幽深，悔杀前番拂袖心”、“人难再得始为佳”，劝赵珍惜眼前人。

　　1915年，杨杏佛介绍科学社社友梅光迪、胡先骕和任鸿隽加入南社。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1915年夏，在绮色佳，胡适同梅光迪、任鸿隽、唐钺和杨杏佛针对中国的文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适提出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文字。此言遭到梅光迪、任鸿隽的坚决反对，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就此开始。1916年，他们的争论最为激烈，当梅光迪对胡适开始人身攻击后，胡适也对梅光迪进行了反攻，同时将打击对象扩充到南社，这引起了柳亚子的不满，柳亚子于是起而反驳。同时，南社内部也掀起了同光体之争。在南社内部的争执中，胡先骕是反对柳亚子，推崇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场争论中，杨杏佛虽算不上反对文学革命，但其立场在初时也是比较偏右的。当时，与胡适同道的赵元任也在探讨“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的问题，提出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杨杏佛认为“中国文字可繁可简，可高可低，处今文明发达之世，正宜发挥光大之，岂有以罗马拼音代之之理。”。而对白话文和白话诗他并不反对，所以当梅、任与胡“宣战”时，他“往往以事外人自居”，“作壁上观”。

　　杨杏佛不反对白话文，也不反对白话诗，可他依旧保留着旧有的习惯，从他给赵志道的信来看，既没有句读，还经常用典用古奥字。以至于赵志道看了他的信后有自惭形秽感，不无气恼地承认自己的信有“语病”。但是有一封信却写得特别俏皮生动，情人间打情骂俏的欢乐跃然纸上。这也是他唯一的一封白话文书信。

　　在美留学生的友情与爱情

　　纵观杨杏佛留美时期的300余封致赵志道函，他在美读书期间有一个很庞大的“势力圈”（赵志道语——笔者注），以官费留美的庚款生和稽勋生为主，其中主要是一些中国公学时期的旧友如胡适（适之）、任鸿隽（叔永）、朱经农（杨杏佛戏称他朱三——笔者注）、张奚若（亦农）、饶毓泰（树人）、严庄（敬斋）等，还有的是他在海外认识并结成挚交的科学社社友如唐钺（擘黄）、梅光迪（觐庄）、陈藩（嵩青）、胡明复、赵元任、程孝刚等。其中以唐钺与杨杏佛最为亲近，杨认为在自己的交游圈子中“惟唐君最能忠告”，杨遇刺身亡后唐曾著《杨铨传略》追忆好友一生。另外朱经农和梅光迪也与杨往来也十分密切。因为杨杏佛的关系，赵志道也陆续认识了这些人。

　　杨杏佛将自己与赵志道的恋爱历程称为“罗马史”，与赵志道以“罗马友”互称。他把朋友来信中谈到赵志道的均装订成册，并依其“罗马开国功勋”次序依次排序。只可惜这些“罗马史书札”均已无存。

　　因为赵志道出身名门，又面容姣好，陈藩赞她颇具“林下之风”，张奚若慕其“风流文雅”。杨杏佛的朋友们纷纷要求杨代为引荐，以一睹佳人风姿。

　　赵志道字汝和，是赵凤昌继配周南的女儿，由于自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敢做敢为的性格，性子十分刚烈。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赵志道正就读于中西女塾，看见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后，她兴奋异常，就与几个同学跟随张竹君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武汉从事伤兵救护工作一月有余。回沪后被学校除名，于是赴美留学。1912年初到美国时，她先入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在该校读书时认识了宋美龄。1916年10月，转入位于美国东部的孟河女子大学（Mount Holyoke College）学习化学。

　　1916年7月，任鸿隽和杨杏佛等在绮色佳结识了在纽约州瓦沙女子大学（Vassar College）历史系读书的莎菲（陈衡哲），9、10月间，刚刚就读哈佛大学的杨杏佛又在康桥结识了与任鸿隽和陈衡哲同来作客的陈衡哲女友赵志道、在麻省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读化学的柴冰海、与陈衡哲同期的庚款留美女生韩美英（赵志道在孟河读书时的同屋，1919年获孟河大学历史学学士。——笔者注）等。任鸿隽与陈衡哲“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增”，杨杏佛对赵志道也是一样。当赵志道来信以“先生”相称时，杨以“先生两字俗用太多，敬而远之或厌而苦之皆加以先生，我辈朋友任呼一名皆可，但勿以先生压之”，使赵不再称他“先生”，瞬间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赵志道和杨杏佛都是性情中人，纵观杨的书信，发现两人一路都在相互折磨。杨曾对赵分析原因道：“汝和、汝和，君一生受多疑之患，因好疑而自怨怨人，因好疑而使爱君者动輙得咎，更无好怀，人寿几何，以爱为仇，爱河诚苦海矣。此君所以每谓自识吾以来，历经许多磨折痛苦也。”其实这样的弱点杨杏佛自身也一样有，他不喜欢赵志道“臣门如市”，不愿意赵志道与男性多交往。“爱河成孽海”（出自杨杏佛归国后诗《醒歌》），杨赵最后的结局其实在美时期就已露出端倪。

　　洞悉赵志道性格的陈衡哲和柴冰海二人曾劝赵“避爱”，预言她和杨不会长久，气得赵志道一度与二人断交，在杨规劝下方重修旧好。

　　1917年2月，任鸿隽由康奈尔大学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里与陈衡哲的瓦沙女子大学距离甚近，“火车三时可达”。多事的杨杏佛写信给赵志道，叫赵志道写信提醒任鸿隽，陈衡哲的心并不在他处。这年春假，胡适通过任鸿隽与订交已有时日而未曾谋面的陈衡哲相见。陈衡哲对胡适一见如故，但对杨杏佛就不同了，曾作诗暗讽杨。回国后，有一次，陈衡哲用非常刻薄的言语当众挖苦囊中羞涩的杨杏佛吃白食，害得任鸿隽登门向杨道歉。而杨对陈也无好感，在杨给赵的信中，提到陈衡哲的地方，语气大多颇有酸味。在《中国学生月报》上看到陈衡哲自译的《风》《月》二诗后，他说陈“大有胡适之之风，皆好自译也”；赵志道急切地想见张奚若和严庄时，多疑的他以“莎菲不见胡亦可屈就”来讽刺赵“不见张严何至颠倒梦魂”。

　　杨杏佛性格上虽有缺陷，但“道德甚高”，孝敬父母，重气节，不阿谀奉承，尤其他博学多才，诙谐善辩，所以他虽然待人处事经常会不惬人意，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乐于与他交往。1917年6月，胡适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后，准备由绮色佳回国，行前邀约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故友来纽约相聚。朱经农特地从华盛顿赶往纽约，为胡适送行。杨杏佛本已应允赴纽约故友盛会，但由于忙于联系暑期务工场所以挣钱还债并寄父母家用，未能应约。遗憾之余，他作《赠经农》《答叔永》《再送适之》三诗。他遥想1915年赠别胡适由康乃耳去哥伦比亚时，胡适之“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句，慨然而叹曰：“樊川去矣，老僧尚在蒲团上，不复梦青楼，但有国、亲与君三爱在心耳。”胡适行前也曾感叹：“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他为此特作诗与任杨梅三人作别。胡适回国后，见杨杏佛寄来所赋三诗，回信对《再送适之》尤为赞许。

　　1918年10月，杨杏佛偕赵志道与任鸿隽一起同船回国。在他们前后，杨杏佛在美留学的“势力圈”中人相继归国，这批人均成为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科技精英、政界名流。

　　从杨杏佛的家藏所及，纵观杨杏佛这一代官费留学生在美留学期间的经历，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群热血有为青年的朝气蓬勃。他们敢爱敢恨，积极主动地追求进步。他们带着满腔爱国热忱发起的文学革命，去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旧和迂腐。他们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引进中国，在中国宣传科学进步，提倡科学研究，让“德先生”和“赛先生”走进中国……清末民初的这批官费留学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留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