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外籍人才引进(2)

　　由于清政府坚持聘请有真实本领人才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外聘人才来源的广泛性，但重点是从拥有明显技术优势的英、法、德、丹麦、日本等国引进。这些国家在近代科学技术上有优势地位，率先迈向了现代化，他们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培养和储备有较多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甲午战前，清政府引进的人才主要集中在英、法、美等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积极向欧美各国学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力迅速增强，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战败，极大地震撼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一批中国人开始把学习的目光由欧美转向日本，而引进人才的重心也相应发生转移。

　　外聘人才分布在中国新式事业各领域，主要是军事和教育领域，不同国籍的人才，分布又各有侧重，分布地域上也很广，只是分布极不均衡，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武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化事业推进程度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上的差别。如仅在教育领域，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并聘请英国人包尔腾为英语教习开始，清政府创办的幼稚园、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与专门学堂、大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警务学堂、医学堂、方言学堂、女学堂等各级各类新式学校，都聘请有为数不少的外籍教习，据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全国聘用的外籍教员就达313 人。

　　待遇：“重金聘请”

　　“重金聘请”是清政府吸引外籍才智之士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吸引东西洋人才远来中国效力，清政府实行高薪政策。外籍雇员所获得的薪水等待遇，大大优于中国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一般也都高于其国内同行。不仅薪水优厚，而且清政府还包揽洋员的来往路费，配齐医务人员，提供宽敞的免费住房和价格便宜的肉菜、水果。清政府的大员甚至还为洋员解决私人生活问题。张之洞在聘用了一名叫格拉塞的德籍青年工程师后，就以五百两纹银求得一日本女子为其妻子。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一批真正的人才前来中国效力，而及时的奖赏有利于调动外籍雇员的积极性。随着一批批外国人才的到来并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大吏，从官僚到实业家，他们都一致主张要对有贡献的外聘人予以奖励。在这个过程中，外聘人才的激励机制——奖赏制度逐渐确立并完善起来。

　　清政府对外聘人才的嘉奖，按劳绩划分可以分为三类：一般劳绩赏给宝星，较大劳绩赏给顶戴与虚衔，异常劳绩则授予实职和银两等。赏宝星有奏定宝星章程，赏顶戴与职衔则有惯例。1882年初，总理衙门奏准颁布了《奖给洋员宝星章程》，为洋员颁发双龙宝星，宝星奖励也形成制度，分为五等十一级。顶戴与宝星的授予资格有所不同。宝星可以赏给任何外国人，不管其是否到过中国，但顶戴只能赏给有功且受聘于中国政府的洋员以及来华的传教士、商人。由于清廷对奖赏顶戴的限制较严，故外聘人才中获得顶戴的人数少于宝星。职衔嘉奖又分虚衔和实职，而以虚衔为主，除非有特别功劳，否则不能授予实职。整个晚清时期获得职衔嘉奖的洋员在50人左右。晚清时期只有华尔、麦士尼、哈卜们、戴乐尔、阿壁成、马吉芬6人因功受赏实职。此外，清政府还曾将勇号授予个别有功的外聘洋员。清政府对聘用洋员奖以银两和物件，奖赏的多寡视其功劳的大小而定，赏给的银两从2.4万两至每月加薪50两不等。赏赐的物品则主要是黄马褂、章服、大小荷包、小刀、火镰、绸缎等物。

　　效果：新式事业的引路者

　　外籍人才在中国新式事业的起步和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中国新式事业的引路者。如他们为洋务大员创办新式事业出谋划策。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大员身边集中了一批洋员，这些洋员以其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为雇主效力，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洋员马格里在促成李鸿章创办上海枪炮局时起了重要作用。

　　外籍人才还参与了各项新式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如外籍人才参与了厂址的选择、机器设备和舰船及炮械的购买、设备的安装与炮台的构筑、电线的架设与矿山的勘探等新式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军事上，从购买枪炮、舰艇到修筑炮台都有洋员参与、促成。杭州机器局、台湾机器局炮弹厂、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分别在洋员孔恩、步特勒、迈尔的监督下建成。在民用企业上，受聘洋员参与了电报、矿务、冶铁、铁路、纺织、航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外籍人才还充当新式事业的教练、工师、监工、匠目等，以培养人才。凡是聘请洋员的部门和单位，洋员们都不同程度地起着技术指导的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新式事业在技术上的进步。清政府也往往给充当工师、监工、匠目等职务的外籍人才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导华人，使其成为初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受聘洋员也多能认真履行职责，尽心教导。福州船政局从创办至1905年，先后招用洋员三批，有名可查者就达80余人，他们在制舰、育才上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充当海陆军教练的受聘洋员，在培养初步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方面颇有成绩，而陆军尤为突出。19世纪60年代，从天津开始的采用西法训练陆军的活动，很快遍及沿海各省，各督抚纷纷聘请英法将弁前往训练，由于清政府一开始就确定了“练兵必先练将”的方针，所以一批受过洋人训练的初具西洋军事技术的中国将领涌现出来。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

　　更为重要的是，外籍人才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作用尤其突出。清政府开办的各类学堂中，外籍人才往往都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1876年，京师同文馆公布的八年和五年课程表，是由总教习丁韪良会同各馆教习拟定的；天津中西学堂1895 年创办之前，盛宣怀就秉承李鸿章的意旨，与内定为总教习的丁家立，以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学制为蓝本，共同拟定了章则办法和学制。19世纪60年代创办新式学堂后，由于师资极度缺乏，初时几乎全部聘请外籍教习担任新式课程的主讲教师，后来虽华人也能承担一些课程，但洋教习仍然不可缺少。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更是明确规定了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具体学科必须使用外籍教师。受聘洋教习多能尽心教导，循循善诱，取得了显著成绩。1885年12月，经奕奏请赏给总教习丁韪良三品衔、法文教习华必乐和化学教习毕利干各四品衔。京师大学堂开办优级师范与预备科时，日意格、斯恭塞格和高氐耶三人还充当留学生监督，促进了中国新式事业高级人才的培养。

　　教训：自立自强

　　当然在外籍人才的聘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由于主持聘用洋员的各级官员不具备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专门技能，难以判断洋员技艺的高低，往往造成误聘。受聘而来的洋员也有不能尽力、不遵约束者。由于晚清中国逐渐向半殖民地沉沦，受聘而来的洋员优越感渐增，有的不遵调遣，甚至与主管官员发生冲突。如洋人组成的“常胜军”就曾不听李鸿章调遣，还打伤中国官员，抢劫库款，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有的受聘洋员是在该国政府的允准下抵华的，负有在中国搜集情报，为其母国利益服务，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由于认识到外国人才只能作为中国新式事业的引导者，而不能作为长期的依靠力量，因此，晚清政府内部在引进外国人才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引进外国人才乃属于一时权宜，中国的自强重点还是要放在国内人才的培养上。为了培养中国的新式人才，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批培养外语、军事、工艺等方面人才的新式学堂，后又陆续向英美以及日本等国陆续派遣了留学生，外派留学到清末新政时期达到高峰，也培养了一批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有所贡献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