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民怨(2)

　　这就使更多的人从一度抱有某些希望，到希望破灭，从而激起更大的不满。1910年有人直言：“地方自治也，清理财政也，审判厅也，统计局也，于我民无丝毫之益，而我民之财力则已竭矣”。（《徐兆纬日记》，第1093页）1911年，向来不赞成革命的梁启超感叹：“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者，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众多爱国者，正是从严峻的现实中受到教益，进一步扬弃对清政府的幻想，进而更主动地去探寻救国之路。

　　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御史陈善同当时就指出了这么多新政改革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的脱节：“自治也，调查户口也，巡警也，审判也，教育也，实业也，何一非亟当筹备者？而按之于势，不能无缓急，即见之于新政，不能无先后。就各事言之，立国以民为本，民有所养而后国本不摇，是最急者莫如实业。实业既兴，必不可不为之轨物以范之，为之保障以卫之，而教育、自治、调查户口、巡警、审判以次兴焉。”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99、400页）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指清朝政府——引者）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347页）

　　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一方面却是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1911年在华游历的美国人罗斯这样记述：“没钱请优秀教师，却有钱购买大量昂贵的器材，这看上去真是让人疑窦丛生啊！某所学校的大厅入口处，挂着精致的生物和植物学图略，但是却没有人能讲授这两门课程，也没有人能看懂这两幅图。你还会发现一个物理实验室，里面的设备精良却满布灰尘，老师除了略通电学，对物理的其他方面却一概不知。某个边远省份的省立大学，我看到了好几百个做化学试验用的瓶瓶罐罐，这些都是从东京唯一一家提供这类产品的公司购买来的，然而不到百分之五的瓶子是拆过封的。这些瓶子价值至少1500美元，足以满足我们三个大学实验室的需求。据某些‘中国通’说，这种浪费肯定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拿了回扣的缘故。长江上游某个教育中心，当局以巨大花费跟美国教师签订了一年的合同。合同期满以后，却跟另一个不甚称职的老师签订新的合同。而每次这种轮换，需要发放300美元的旅行补贴。据知情人估计，某些官员从旅行补贴中揩了油水，所以他们才会不停地更换老师”。（《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第241—242页）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反正前后》，第102、103页）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一件最露骨的假公济私的事，是唐绍仪任命一个康乃尔大学新毕业回国的青年人施肇基为京汉铁路帮办，此人之所以有此际遇，是因为他娶了唐的一个远房侄女。他的岳父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替他捐了一个道台的官职，因此使他在邮传部里得到了署理参议的职位，他对铁路和铁路管理一窍不通”。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唐绍仪，“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496页）

　　各地的“民变”

　　新政期间，官府对民众的压榨有增无减，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添收的，他们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任意侵吞，民众苦不堪言。梁启超曾尖锐地抨击那些贪腐的官员“假新政之名，而日日睃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5页）清廷谕旨也承认：“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光绪朝东华录》，第5251页）时人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东方杂志》1910年第12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其中包括各地的抗捐抗税斗争、抢米风潮和工人罢工等各种形式。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捐抗税暴动，是斗争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

　　当时，莱阳地方官府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巡警、衙役下乡时，更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农民稍有反抗，就捏造罪名，任意逮捕或罚款，因此民怨沸腾，怨声载道。1910年春，莱阳一带遭受霜灾，秋收无望。劣绅奸商又囤积居奇，粮价骤然上涨，而官府又在这时勒逼农民补纳人口税、牲畜捐等。终于官逼民反，在当地塾师曲诗文的主持下，开始了抗捐抗税斗争。

　　乡民自发聚集起来拦阻前去镇压的清军。清军悍然开枪，击毙数人。乡民愤极，拼死与清军格斗，伤官兵数人。在格斗中，乡民死二三十人，伤五六十人。消息传开，全县震惊，各乡农民汇合于九里河抗争。但他们手中只有原始的武器，根本无法抵挡，结果死300余人，房屋被毁800多间。次日，死伤者又有1000余人。莱阳民众的这次抗捐抗税斗争，遭血腥镇压。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