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身边的田氏兄弟

　　百年辛亥之际，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高级编导冯乔老师，曾为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印玺”收藏之谜，追溯到我。他得知先父田桓（寄苇）在民国初期曾担任过“中华革命党印铸局长”，了解我家与孙中山的关系。

　　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先父田桓（1893—1982）字寄苇，一直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永裕里72号(现为新天地)，远近知道他的人都会说“他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的，父亲在中山先生身边担任侍从秘书达12年之久。1981年，父亲作为辛亥老人赴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回来。带回来一本活动纪念册中，上面印有1914年7月孙中山发的“中华革命党党证”上加盖的鲜红的“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印”，父亲田桓激动不已，当着妻子儿女的面，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写下了“此印系老夫二十二岁之作也”并在边上加盖了田桓（寄苇）的两枚闲章。父亲说过，自1914 年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第四局（即印铸局）局长起，所有重要印鉴，例如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中华革命党各分部印都出自于他和哥哥田桐之手。据相关史料、回忆录、传记等记载，先父曾为孙中山镌刻“大元帅印”、“孙文印”。当时中山先生工作中许多便条、手札，均出自田桐、田桓之手，甚至由“田氏兄弟”俩代书。田氏两兄弟跟随中山先生参加反袁与护法运动，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直至先生逝世。

　　今天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回忆我的祖辈先贤以及百年前的辛亥志士仁人，深切缅怀他们的历史功勋，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他们是值得崇敬和纪念的。

　　跟随中山 兄弟机要秘书

　　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海外归来，田桐持黄兴手札与居正一道，作为同盟会代表在上海吴淞口迎接孙中山先生。居正将田桐起草的“武昌光复”起义全过程报告，向孙中山先生汇报。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田桐在临时政府任秘书长及内务部参事、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后又任众议院议员。

　　田桓得知消息，决定前往南京拜谒中山先生。他从湖北蕲州离开家乡，乘船去了南京，在那里见到了大哥田桐和居正。经居正引见田桓第一次见到了中山先生。居正在先生面前讲述了田桓在蕲州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与起义经过，孙中山先生高兴地夸奖说：“好！好！真不愧为少年英雄！我们党正需要这样的力量”。不久，由田桐和居正出资，选送田桓赴东京美术学校深造。

　　1913年初，孙中山以铁道总长名义视察日本，田桓作为东京留日学生总会学生代表欢迎中山先生，让父亲再一次有幸见到了先生。他的发言、欢迎辞言简意赅，深得要领，让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指定，田桓负责招待留日学生、华侨和党内同志。

　　在从横滨至东京的火车上，田桓向先生汇报了和朱克刚、张浩等在东京筹设国民党分部的经过。先生问：“创办时遇到什幺困难？目前有多少党员？”田桓一一作了回答。先生连说：“很好，很好”。先生身边还有戴季陶，因为戴擅长日语，负责接待日本朝野人士，兼做讲演时的翻译。田桓的聪慧机灵，深得先生喜爱。先生让他留在身边担任侍从秘书。自此，田桓侍奉在先生身边达12年之久。

　　直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先生走时，对田桓指示说：“国民党这块招牌不行了，成员中蜕化变质的一天天增加，实在有愧于先烈，要纯洁组织，非改组不可。”又说：“南京本部即将撤销，东京支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东京“大田寓和小田方”

　　田桐与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中学时肝胆相照、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同在日本创建同盟会，领导阳夏保卫战，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田桐立即赶到上海向孙中山请战讨伐袁世凯，从此点燃 “二次革命”战火。

　　田桐毅然再度投笔从戎，游说张汇韬举兵反袁。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再度流亡日本。不久，张汇韬等反袁的将士们汇集到了日本，大家讨袁的决心坚定，组建了“天健学社”，田桓终于在东京见到身心疲惫的哥哥田桐。田桓积极参与策划、经营，同志们都认为“天健学社”为日后创立“中华革命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桓的功劳还不小呢！  

　　此时，革命党的重要人物除流亡欧洲避难南洋外，大部分云集东京。其时，居正住在东京，张汇滔住在长崎，孙中山派田桓到新宿车站去迎接居正，派田桐去东京车站迎接张汇滔。他俩抵达后，下榻在天健学社，天健学社成了革命者的聚集地。由于仓促逃亡，绝大部分革命者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问题。孙中山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从华侨捐款中拿出一部分钱，开办了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革命党人，苏曼殊和天健学社同仁分别入住。在招待所附近又租了两间房，一栋由田桐全权负责，称“大田寓”。大田寓平日食客盈门，络绎不绝。毎到用餐时熊秉坤、吴醒汉、蔡济民、熊持中等几乎必到。中山先生平生好客，喜留客人餐宿，有时还亲自为人加饭添菜，先生戏称“大田寓”为“湖北饭店”。田桐是湖北蕲春人，对此称呼，心中有点不快。有人告诉了先生，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个笑话而己，说个笑话而己。”

　　为作掩护，“中华革命党”党部门上首书“大田寓”三字，被称作为“大田方”。孙中山为了制定革命方略，在这里与田桐、居正、胡汉民、陈英士等共同研讨，举行了17次会议，确定建国大计。毗邻大田方的一幢房屋，以田桓名义租下，被称为“小田方”。小田方由弟弟田桓主事。兄弟俩常常为革命天南海北，不曾相见，但在大、小田方里，他们同时在党部工作，是相见最多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们为讨伐袁世凯，建立真正的共和而亡命革命的地方。后来，党部扩大，“大田寓”改称为“民国社”，地址在东京之南佐久间町。

　　孙中山先生非常器重兄弟俩，称他们为“大田先生”、“小田先生”，而不呼其名。至此，此称号就在那里不胫而走。当时孙中山在极度困难下准备“再举革命”， 田氏兄弟在成立时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先生的得力助手。

　　改组建立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接受“二次革命”失败教训，针对国民党的涣散无力，决定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他希望严密组织、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按指印、立誓约，要求同志们在《誓约》上写明服从总理并加盖指模以示决心。  

　　1914年4月30日，遵照孙中山先生嘱咐，田桐编成一册《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内分“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和“未曾加入团体之重要人物”两大部分。这两份清单成了孙中山运筹帷幄、掌握和了解中华革命党人员情况的重要依据。

　　5月14日，田桐“倾得孙先生面示”发出成立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的通知。补充道：“复接孙先生面示，本月16日早八时半在民国社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务乞按时临会。”

　　6月16日，孙中山在《民国》杂志社召见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居正等商讨中华革命党干部人选，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黄兴因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不能确定。田桐既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又为克强先生的至交，一再在两人之间积极斡旋。早在1903年，黄兴即与田桐相识。不久黄兴走日本，田亦去日本，两入朝夕过从，称为莫逆。武昌起义爆发后，田桐随黄兴赴武汉组织指挥阳夏保卫战，黄兴为总司令，田桐任战时司令部秘书长参赞军机，两人交谊之深不言而喻了。

　　田桐眼看革命党人意见分歧，他痛心疾首，私下里同居正、胡汉民研究了七个多小时，商议了个折中的办法，建议孙中山将入党誓词中大家分歧较大的一句话“服从孙中山”修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在人事安排上，仍按同盟会的办法，孙为总理，黄为协理。然后，胡汉民派人分别与孙中山和黄兴说明，孙、黄二人均表同意。而陈其美则坚决反对，致使这次调和未能成功。

　　黄兴“以息争吵”决定赴美，为籍慰离绪，与6月27日刻备小酌，恭请先生与田桐等四人叙别（不谈国事）。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宣告成立。

　　先生推选田桓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第四局（即印铸局）局长。所有重要印鉴都由他篆刻。例如：孙文印、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印、中华革命党各分部之印均出于田桓之手。他专刻官印，掌管官印。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入盟誓词由田桐以小楷书写，用道林纸石印。中华革命党印章由田桓篆刻。

　　1915年1月，田桐以湖北支部长名义呈中山先生函“湖北支部成立已经三月，前此以关于委任权限未定，未请颁发委任状。日前面摄息臻允许，各省高级职员由总理颁发委任状，所有湖北支部职员应请颁发。”另“关于湖北军务人员事项前已具文呈交，尚有司令参谋长请委任吴醒汉君。”

　　名誉品性 革命之首领

　　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创刊了《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田桐参加编撰工作奋笔疾书，在《民国》杂志笫一期发表了着名文章《名誉论》，针对某些国民党要员的变节动摇，撰文《名誉论》《品性论》进行强烈的谴责。这是田桐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

　　他从“名誉”的内涵与外延，深入阐述了名誉与人格道德的关系，强调革命党人“名誉”“人格”的重要。他提出“名誉过重之人，多不求之内而求之外，意志既失，主义无存，不能保其独立不羁之精神，必致背夫伦理道理之根本。斯个人思想之自由，被专求名誉之心所束缚而不能自解，为名誉所驱使之流弊，不免为他人无形之奴隶。”

　　他还说：“有人格、有本能，则人生可以自立”针对革命党中某些“知有名誉，不知有人格”的变节、动摇分子进行强烈谴责，并大声疾呼：“人间所最重者节操，才能次之。有经久不变节操之人，即国家社会所托命之人。”

　　在《民国》第3期上田桐继续撰文《品性论》，他从道德的特征、修养、价值等提出“其志望高尚，其本能崇贵，廉洁以居心，诚信以接物，忠实以任事”的行为标准，“性尚侠义，立志坚忍，临事果敢，遇艰难而不惧，经苦痛而不挠”的品内涵，强调革命志士历练“品性”的必要。

　　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权威，田桐于12月27日又着写了《革命之首领》一书。书中强调革命党人“名誉人格”与“服从首领”的重要性。《革命之首领》后登载在《民国》杂志上。他在《革命之首领》中写道：“革命必由党而发生，党必由首领而主宰。譬之风帆之于舵，大兵之于将，得之则行，不得则危且殆。且司舵者之于舟子，将兵者之于兵家，得之则行，不得仍不免于危且殆。”他又说：“革命首领，必求其有宰制权力。宰制权力者，以多数人之聪明材[才]力，听命于一人而顺从之之必要条件也。首领之于分子，犹脑筋之于四肢，四肢自动不听命于脑筋，则举动错乱；分子行动不听命于首领，则本末颠倒。盖机关活动之力，全在主脑故耳。”者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孙中山的领袖和权威地位，着述意图不言自明。

　　为了声讨袁世凯，揭露他窃取民国名位背叛“民国”，除登载了戴季陶的《中国革命论》、朱执信的《暴民政治何》、胡汉民的《强有力之政府辩》、《亡国之外债》，田桐也发表了的《国家之治乱与社会》一文，使国民看清袁世凯的阴谋家、野心家、卖国贼的真面目。更加确立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