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身边的田氏兄弟(2)

　　护国护法 三致先生函

　　1915年，孙中山任命田桐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讨伐袁世凯。同时，田桐将“湖北地方军事调查报告”呈许崇智，待命驻守汉口并设立办事处。湖北督军王占元得知田桐带兵重来，惊恐万分，立即出重金悬赏田桐的头颅。

　　1916年5月，孙中山到达上海。

　　17日，田桐电先生：“麻城、监利 沔阳、通山、京山俱起，武汉非不可动，不忍轻动。事已至此，乌可停步也。”

　　23日，孙中山致电告诫田桐：各方力簿，应协同进行“贵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吾党亦宜一律沿用，俾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至于武力进行，为目前唯一方针，请诸同志更加意努力，以期早除国贼，而奠国基。”

　　27日，田桐在电报中称“鄂事完全有望”。与袁世凯交战急需准备军火，上海到汉口的军火运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虽然革命同志云集于汉口，却无人主动承担沪汉间运输军火的重担，使田桐心急如焚。没想到这时年幼的田桓自告奋勇，主动请缨。田桓如期将军火运到汉口，田桐得知弟弟平安归来，终于放下心来。同志们一致称赞田桓胆略过人，说：“以前佩服你的才华，今天才见识了你的胆量”。

　　6月6日袁身亡护国胜利结束。

　　护国后，北洋军阀所部的第二师炮兵团团附曾鲁，步兵连连长姚艺等，联合有关连、排长数十人准备响应。 不意事为首领王占元察觉，派稽查处总探刘贵狗捕杀了姚艺，同时殉难者十多人，曾鲁涉水至汉口，幸免于难。后田桐将所有殉难者的家属遣送来沪，中山先生得知这一情况，便命一一从优抚恤。不久，曾鲁之父在沪逝世，田桓向先生汇报后，先生说：“一定要厚殓厚葬。”并拨款四百元作治丧之用。“曾鲁为参加革丢掉了官，还几乎牺牲了生命。他这样勇敢为革命效力，我们对他父亲的丧葬一定要隆重，一定要从丰。”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进行了护法运动，田桐随先生南下。由于受受桂糸排挤，翌年6月孙中山从广州抵沪。

　　田桐函致先生“闻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先生辞职。在沪议员数十名，不以此举为然，联名致电非常会，提出二办法：一挽留大元帅，二改组施行延期。虽改组派亦赞成此议，并另有电报，望先生斟酌情势，勿遽退让。”（载《田桐上国父报告在沪议员对军政府改组意见电》）

　　1918年5月10日，严酷的事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寻机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以摆脱受各系军阀掣厅肘的困境。 援闽粤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日向皖系军阀控制的福建发动全线进攻，历经数战。8月31日 “援闽粤军”攻克漳州。二天后，驻留广东的议员田桐致函孙中山先生，除汇报广东内政外，特呈报福建情形甚好。并提议先生联络浙军，待“克复福州后，先生到福州直趋长江居总裁亲征名义”。函中告知“弟拟月内往潮州一行”，做粤浙“二军一气”工作。这期间，田桐从9月2日、4日、29日连发三函致中山先生。

　　9月2日 曰“先生钧鉴：闻先生疾愈甚喜！广东近日表面似平安，内部有岑、陆不相上下之暗潮。财政厅长之问题其明征也。----弟为谋将来之政治地位，有左列之意见：（大意）

　　一、不可组织政党，惟对议员作感情上联络。二、惟段褀瑞不能直接联络，则与段氏有关系者或心心相印曾与之共事者联络。联段有二大好处：甲、复辟时，段氏必与我辈携手共讨帝党；乙、直皖构衅，而段氏力弱，时必能协同动作。三、联络浙军。四、克复福建后----”

　　以上各件，望先生察之。

　　9月4曰称“日来福建方面，粤军大获胜利，似此前途当有一大转机也。惟岑三一派妒我有功，日思捣乱：第一计画，令李协和往前敌，统一汉粤桂浙，已为同人打破。第二计画，令方韵松为援闽军副司令，又为同人打破。第三计画，令海军出力，使海军人员共拥林悦卿为福建督军。此计画尚未露面，同人已设法打破，想必难见事实。

　　9月29日曰“前在汕头所发之信，想已达览，弟与海滨在汕头住两日，即往潮州 。

　　弟意各军对于粤军不怀善意者太多，必求一好朋友相与提携。于此，则对于广东，以退为进；对于中国，以进为退。近日，迭接王文庆来电，嘱弟往潮一行，弟拟明日搭“苏州丸”前往，务使粤浙二军共同进取，不为奸人所乘。顷者，吕公望见赏于岑三，岑三人云：吕公望乃我之赵子龙也。惟浙军此次反正，依文庆计画，则全体可以过来，而众以个人地位计，但得一团之南归，其余不复来也。以故，吕与王文庆颇不相睦。弟乘此机会往说王与童为一致，共附陈竟存。如能成功，前途之妙，不可言状，或者今年冬杪，先生能到南京亦未可知也。

　　海滨今日已去，弟意军事若大发达，国会可令其缓开，俟吾党有力时开之于南京可耳。先生此刻态度宜，若无事者然，对于议员、政客为雍容亲切之谈话，不作愤懑之气，则厌恶岑三者，日益归。彼之仇者，我之友也。向日不满先生者，近日已生思思慕之心，天与人归之期，当不在远。”

　　田桐因此开创了全新局面，完全改变了孙中山护法失败后的尴尬局面。

　　巨星陨落 为国扶疾入京

　　先生在广州出发前，已觉身体不适。到了天津，又得了感冒。回到行辕后，肝痛复发，体温高至四十度。医生诊治，认为患恶性感冒，嘱暂停一切演讲和酬应，安心静养几天。

　　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访，当得知“临时政府对历来不平等条约表示尊重”后先生严正指斥他们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幺道理？”午后，肝痛加剧，体温遂增，脉搏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跳以上，呼吸困难，进京日期也不得不延缓行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先生驻节北京饭店后，延请协和医院医生细心检查，诊断为最剧烈的肝病，非施手术不能探测其根源。到一月二十三日，克礼见先生眼球发现黄晕，始知肝脏的脓水已经渐渐侵入其他部分。经医生会诊，一致认为除割治外，已无他法可想。于是迎先生入协和医院外科动手术。经四位医生悉心探察，发现肝部硬化，并断定为肝癌，系属不治之症。

　　当时父亲还留在上海。二十六日晚，北京急电上海，谓先生病危。父亲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插翅北飞。到达北京当天，医生只许两人探望先生，由孙科、张人杰先后往谒，到午夜十二时许，脉搏增至一百四十跳，体温升高到三十九度多，未得安眠，更显疲劳。

　　三日后，医嘱谢绝见客。听到这个消息，父亲不经许可就到医院要求看先生。先生一看到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也来了。”顿时涔涔泪下。父亲见先生病得这个样子，心如刀割，回忆过去先生常对人说：“小田先生在儿童时期就参加革命，二十一岁起同我一道工作。”先生是看着父亲一天天长大的，今天见到病中的先生，自然不免伤感。这是来北京后第一次见到先生。这天晚上，父亲坐卧不安，整夜未睡。

　　二月六日起，先生开始用镭锭治疗，但未见效果，诸人都主张中医疗法。十八日中午，孙中山先生在宋庆龄、孙科及医护人员的护送下移居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国民党同人也到场照料。父亲见先生对这些宾客，用目注视表示谢意。

　　翌日，开始服陆仲安的处方，连服两剂，脚肿尽消，人亦轻松愉快。此时汪兆铭却主张停服中药，同人中对此颇有意见。父亲和姚提昌等向汪提出责问。父亲没有再留在北京的必要，因此决定去河南开封。当时的开封，在李大钊、王若飞等的协调下，胡景翼贯彻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人于右任、田桐、李根源等相继到达开封，黄埔军校的徐向前、阎揆要，杜聿民等先后来到开封，苏联又派出30多人来担任军事教官，革命发展如火如荼，出现了“八方风云会中州”的盛况。

　　父亲先到国民三军行营，适河南督办胡景翼和周震麟、田桐正在商讨对憨玉昆作战问题。胡景翼就询问先生的病况，父亲详细作了说明后，他们一个个脸色沉重，胡、周、田等人纷纷掉泪，悲痛万状，父亲亦随之呜咽不已。

　　三月十二日下午，河南督办得到万分急电，惊悉先生已于是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田桐、周震麟、刘成禺等二十余人闻讯，顿时痛哭，泣不成声。

　　十三日起，行人中臂缠黑纱者到处可见。十五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先行公奠，外省留汴同志如田桐、周震麟、柏文蔚等数十人及俄国柯理谟、伏爱持岑亦参与祭礼。省党部王中手捧孙中山先生遗像，环绕花圈，党员各佩黑纱和白花，排成行列，恭读祭文，鞠躬行礼，默祝，由田桐概述先生平生事迹和缔造民国的经过。最后，哀呼“三民主义万岁！”“孙总理精神不死！”哀呼时，严肃静穆，数百人声泪俱下，凄怆悲壮。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重大损失，东京、伦敦、纽约、旧金山、巴黎以及东南亚各地也举行了追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