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维沈

　　我的父亲王维沈，浙江嘉兴人也。原名嘉榘，别名家驹，字维忱，号伟人，又有曾用名渭忱、谓仁、加渠、加伟、嘉伟、嘉袆等。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父亲年幼之时，即先后患病逝世。因此，我父亲幼时是一个很早就失去了双亲的孤儿。我父亲年幼时，家中很是清贫，他排行第5，弟兄姊妹较多，但大郁在未成年之时，即患病而死。现能记忆起来，曾经见过面的，在我父亲的弟兄姊妹中，仅只剩我父亲的长兄(我称大伯)及八妹(我称八姑母)两人，他们寿命都校长。我父亲的幼时，人极聪敏，当他髫龄入塾之时，即能过目成诵；及长，又喜读有用之书，淹贯中西。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杭州蒲场巷创办了一所“求是书院”，其后，清廷把书院改为大学堂，求是书院乃改为浙江大学堂；再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即今浙江大学之前身。我父亲当时即赴杭州考入求是书院读书，该书院内教学有中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体操等课程，该书院设内外两院，我父亲毕业于内院，为高材生也。

　　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正是处在国事日非之时，社会上一些爱国有志之士，开始接触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之后，乃极为痛感清廷的专制与腐败。我父亲早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夏秋之间，在杭州与后来亦是嘉兴七烈土之一的平湖人敖嘉熊等十几个人深感戊戌政变后时局日危，乃共同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研讨的事、宣传革命思想的群众性的小团体，称名为“浙会”。但是即使这样一个仅仅只有10余人组成的小团体，清廷亦予以注意，并不允许它存在，而下令取缔之。后来“浙会”的成员，大多数都东渡去日本留学，曾改名为“浙学会”。这个小团体，也就是后来在辛亥革命历史中组成“中国同盟会”的组成会之———“光复会”的前身。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清廷与列强又签订骇人听闻的卖国条约，即《辛丑条约》的前后，我国的内忧和外患愈益严重，极大地唤起了我国人民必须起来自救，同时为了探求如何拯救我国的道路，社会上有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出洋留学。我父亲是杭州求是书院的毕业生，在那时有这个学校毕业资历的人，是可以申请获得给以官费留学的，于是我父亲获官费留学日本。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先后考入日本东亚商业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他在日本居住的地址是东京牛？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当时与我父亲同寓居住的人，大多是湖南人与广东人，有周宏业(字伯勋，湖南人)、冯自由(原名懋龙，广东人)、王思诚(湖南人)等；后来不久，还有在汉口唐才常一投失败后，亡命至东京的自立军将领朱菱溪(湖南人)和陈犹龙(字桃痴，他至东京后，易姓名曰左仲远，湖南人)。在我父亲居住处附近，当时还有自立军将领秦力山(原名鼎彝，湖南人)和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人)。此外，还有章炳脚(号太炎，浙江人)，他因由于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缉，因而亡命东京，居住在我父亲住址附近的某旅馆内。这些爱国志士在东京相识相聚之后，群以周宏业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在周寓研究时事，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其中陈犹龙、秦力山、王思诚、王家驹(即我父亲)等，当时和孙中山先生经常有来往。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3月上旬的某日，我父亲与他们一起在周宏业的寓所相互谈论’之时，章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必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而历史上自从1661年南明永历帝政权的覆灭，至该时1902年4月26日（阴历三月十九日）适为明帝殉国忌日242个年头，如若在该日集合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倾诉对清廷罪恶统治的悲馈抗议，足以呼吁人们学习二百多年以前的反清志士，如闽人郑成功、桂人瞿式耜……等，号召大家起来向清朝封建统治进行斗争。我父亲等人在一起讨论，公开反清的号召，大家即表示一致赞成，乃即推章太炎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待宣言书成，留学界起初愿署名为发起人者有l0数人，后来，有些已署名为发起人者又后悔，因为这是公开反对清廷，担心以后是否会被牵累，因而又把已署之名除去者存数人。当时我父东与其他9人，不考虑今后会不会被牵累受罪，如果要被受罪，也就自愿受罪，因此达10个人都一致坚决愿署名为发起者。最后该“纪念会”愿署名为发起人者乃仅为10人，此即辛亥革命灾书中记裁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会十发起人”也，即章太炎、泰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思诚。“纪念会”在开会前若干日即须发出宣言书及通知定期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精养轩举行隆重纪念式，留学生报名愿赴会者达数百人。对于这一爱国活动，孙中出先生当时在日本横滨知悉后，立即寄信来表示赞成，并表示乐意充当大会“赞成人”届时必亲自莅会。但是清廷的驻日本公使获悉后，即坚决反对，并要求日本政府予以禁止开会，因此在原定开会的前一日(即4月25日)我父亲等l0个发起人突然各人都各接得一份东京牛？区警察署的通知书，嘱于是日某时即到该警署去。我父亲等l0个人在接得警署通知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毫无畏惧地一起去警署。待到达后，警署以“纪念会”大伤日本与清廷之邦交作为理由，声称已奉东京警视总监之命，即予制止，并言支那亡国纪念会应即解散。次日，即4月26日召开“纪念会”的当日早晨，留学生因在事前未及接到“纪念会”被制止的通知，届时赴会者不绝于道有数百人。该日，孙中山先生亦亲率华侨l0多人，从横滨专程赶来东京参加，见与会者多被警察驱散，大会无法召开，并询知清使馆已借外力干涉之情事，孙中山先生乃即改以主人身份，特邀大会10发起人(即章太炎、秦力山、和我父亲等)于当日下午一起到横滨永乐楼补行开会纪念仪式。在横滨到会者有60余人，横滨的兴中会和中和堂也派代表列席。“纪念会”由孙中山先生主持，章太炎宣读纪念辞。当晚，“纪念会”在极其庄重的气氛中宣告结束。至于此次原定东京的“纪念会”，虽然因故未能按照计划举行，但大会的宣言书在开会前早已四处散布，香港的《中国日报》又即予以全文登载，广为传播。及期，陈少白等又即举行纪念式于香港永乐衔报社，该日革命同志莅会者亦极形踊跃，当时香港、澳门、广州、日本等地的爱国人士和留学生无不闻之感奋，影响甚大。这次爱国活动，是留日学生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一步，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大多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我父亲与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留日学生爱国志士等一起坚持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的成果。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东京的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中国青年会”，当时的发起人共20余人，我父亲为此20余人中之一。中国青年会成立时，我父亲当选为青年会干事。该会以民族主义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对于组织这个团体的名称，当时是颇费斟酌的，初主张定名“少年中国会”，因意大利在独立之前，是先有“少年意大利，”之组织，但如用“少年中国”4字，极易招清军当局注意，不利进行，乃名曰“中国青年会”。中国青年会在当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组织，是当时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20余个发起人是：叶澜、董鸿祎、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伯勋)、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百里)、王家驹(嘉榘)、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该、胡景伊、苏子谷(曼殊)、冯自由、金邦平、潘赞化、熊慕遥、董缉堂等，其中以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为多，大多为我父亲该时之同学也。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曾与同乡陈以义等组织“旅日学生学会”，各州的留学生还分别组织各省的同乡会。我父亲是浙江人，“浙江同乡会”是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成立的，其成员以留学生为主，亦有少数浙江旅日华娇参加。在此时浙江同乡会还创办了浙江同乡会杂志，题名《浙江潮》，这是一个富有民族主义思想，有较为显著革命倾向的刊物，在辛亥革命史中亦是一份很著名的革命刊物。该刊的封面印着汹涌澎湃的潮浪，即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该刊的内容包括社说、论说、学说、大势、时评、杂录、文苑等门类，《浙江潮，的编辑兼发行者为：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主要撰稿者即为上述的编辑兼发行者几个人，另外还有鲁迅、陈威、何燏时、沈沂等人为该刊当时的主要撰稿者。这时，我父亲主要在为《浙江潮》之编辑、撰稿与发行而努力，《浙江潮》的编辑所，名义上是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内，而实际则是经常在东京午？区早稻田大学附近履木盯我父亲的寓所内，并作为秘密集合之场所。

　　1903年4月，当留日学生得悉侵驻我国东北的沙俄帝国主义军队拒不按期撤出，反而增派军队前来我国，并向我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置我国东北于沙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时，东京中国青年会的干事们，秦毓鎏、叶澜、王嘉榘、程家柽、蒯寿枢等即联络钮永建、林檞、张肇桐、李书城等人，于4月3日在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留学生会馆召开了干事及评议员联合会议，并于是臼下午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有500多人。大会发出函电，控诉揭露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径，反对沙俄进兵我国东北；要求清廷立即对沙俄宣战，同时一致通过留学生自己组织“拒俄义勇队”，留学生们表示愿“代表国民公愤，负担主战任务”，准备退学离校赴前方杀敌，并决定即遣特派员二人：钮永建(惕生)和汤尔和到天津去会见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促其立即出兵抗改，及与订定“拒俄义勇队”出发赴前方向沙俄军决战，以及发给饷械等事项，还准备派遗留学生到国内各重要地区，到南洋各地，到欧美各国分别去进行活动。其后又在锦辉馆开第二次的大会时，把“义勇队”的名称改称“学生军”，使成为明确的军队并于翌日起即举行了全体编队，进行操练，积极作好准备，一俟钮、汤两特派员返，即整装出发，奔赴疆场。这样，有黄兴(克强)、陈天华、方声洞、秦毓鎏、王嘉榘等参加的约有200人左右的留日学生“学生军”(即“拒俄义勇队”)已迅即在日本东京组成待命。

　　但是，清廷的驻日公使不久即得悉了此事(据说系学生军中有莱学生出卖，向清廷驻日公使告密的)，于是这个热烈激动的爱国行动，不但没有受到清廷驻日公使热情支持，相反地却去请日政府予以强行禁止，日政府乃以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为理由，命令即解散“学生军”，并不准留学生练习兵操，于是“学生军”在被逼迫之下只得解散。1903年6月清廷更进一步下令各省督抚，“逮捕参加拒俄、拒法的爱国青年”，对于回国“学生军”（义勇队)“不得妄为姑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于是沿海各省“缇骑四出”，“防若寇贼”。

　　在“学生军”(义勇队)被逼解散之后，1903年的初夏，居住在东京的一部分较激进的留学生，深感清廷甘心卖国，必需从事排满革命，否则将来必有亡国之危，乃不顾清廷之高压政策，进一步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名“军国民教育会”。这是一个在清廷横加镇压下，同时曾经受过内部人出卖去告密的教训下，才成立的组织，因之它是一个秘密性的排满革命团体，与以前的青年会、学生军等公开性的爱国团体有区别。军国民教育会与“学生军”性质之不同点是前者属于革命排满，组织严密，后者则仅属于拒俄御侮，组织普及性。军国民教育会是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廷封建统治者，并且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三者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必需选取志向坚定者，能格守规章、保存机要者。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此宗旨助提议人，为l5个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即：秦毓鎏、萨端、周宏业、具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祎、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当时吸收入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除以上提议该会宗旨的15人外，尚有会员：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轸(克强)、刘揆一、张继、翁友巩、桂少伟、卢少岐、萨韵坡、程韵荪、苏子谷(曼殊)、杨守仁(驾生)、黎勇母、胡毅生、朱少穆、伍嘉杰、林志钧、周来苏、苏鹏等。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正式进入反清革命的新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