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维沈(2)

　　我父亲自从1900年在杭州为了研究时事，富传革命思想，自发集合10余人组织“浙会”以来，一直至1903年初夏，成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为止，他从一个爱国有志的知识青年开始，逐步步入了爱国反清的实际革命行动的机关了。军国民教育会规定要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称为“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当时派往湖南的会员为黄轸(改名兴，及改字克强)、陈天华、刘揆一；派往江浙一带的会员为龚宝铨；派往安徽的会员为程韵苏；派往南洋一带活动的会员为董鸿祎、王家驹；还有一些会员如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也先后派回国以讲学为名，进行鼓吹革命宣传。自此以后，我父亲即往来南洋、日本、以及国内诸地更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季，我父亲从南洋回到东京，曾与在东京的“浙会”(即“浙学会”)的成员，先后两次在我父亲的寓所召集会议，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有蒋尊簋、沈瓞民、许寿裳、王嘉袜等10多人，会议讨论决定，必须另外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一方面加强革命宣传，一方面发动装武起义。并计划在浙江等省实行武装割据，作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根据地。而目前仅这10多个人，力量太单薄；必须再扩大邀请一些浙江的革命志土一起参加。于是在会后，大家即分别联络当时在东京的浙江人，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当“浙会”在东京我父亲的寓所召开第二次会议时，陶成章等人就已参加了。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在这次会议讨论后，乃决定派陶成章、魏兰去浙江、安徽；派龚宝铨去上海；派沈瓞民去湖南，分别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其余人员，暂在东京加强革命宣传，为武装起义作好各种准备，或参加别地的武装起义，共谋推翻清廷。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季，我父亲突然回到幼时居住的盛泽镇家中，并且手臂围了纱布，由于这一段时间，我父亲没有信息给家中，家中仅在这一段时间前，接到过寄来几本日文书本，还以为他失踪了，现在看到他回来了，又看到他的手臂 围了纱布，经询问情况，他只回答说：“曾去过南洋，以后仍要去日本的，手臂之伤是回国时跌伤的。”家中人也就不迫问了。但后来在家养伤休息期间，他对他的妹妹(即我称八姑母的)，始吐露了真情，原来他是去参加了湖南长沙起义受伤的，由于这次起义，他中了枪弹，并跌伤了手臂，是逃回家乡的。现在我阅有关辛亥革命史书的记载：“长沙起义，是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奉日本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之派，去往湖南为‘运动员’(‘实行员’)，准备在湘起义，当黄兴等到达湖南长沙之后，立即做了许多积极的准备工作，并再发电东京，又先后邀请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些会员，也去长沙一起参加起义。这次起义原定的计划是准备在是年11月l6日(即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十月十日)当西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起义。在此之前，先在省城万寿宫之里殿下，预藏大炸弹一具候万寿节日，湖南全省文武官员届时必在皇殿行礼之时，即行燃放炸弹，以期一举炸毙清廷官吏，同时即宣布起义，并预先布置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处的起义人员，在是日分五路起兵，一起起义，并首先占领长沙；但是不料未到11月16日之期，即被清廷得知消息，因之，清廷长沙知府立即开始捕人，并把已捕去之入，反复酷刑逼供，再把逼供所得之准备起义人员，按名索捕，一时急于星火。当时，主帅黄兴于l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突然有差役前往逮捕，幸黄兴乘间避开，未被捕去。过后，黄兴即化装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后再逃往日本。当时清廷湘抚在长沙城内，即予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派兵查缉各党人寓所，全城骚扰，差投之捕人，真似风声鹤鸣，几乎草木皆兵，于是原准备在长沙起义之人员，各各被逼迫星散逃遁。”我父亲逃回家中后，对他的妹妹(八抹)吐露了是去参加长沙起义的真情，当在长沙被迫星散逃遁之时，我父亲被迫捕之兵土发枪中弹及跌伤手臂，最后总算脱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父亲避居在家养伤时，除妹妹(八妹)外，不敢将此真情对别人讲，盖担心如万一被清廷知悉追究起来，他是参加长沙起义的革命党人，必会受到斩首之刑，并月．或甚至株连九族的。后来，我父亲在家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其手臂跌伤之处渐渐恢复，但上身所中之子弹，因不敢就医，一直未能取出。其时我父亲与他八妹均未结婚，八妹亦在其清贫的兄嫂下生活，自然难以挽留，我父亲在盛泽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就义离别家中去上海，再去日本，继续干革命工作。

　　在1903年夏，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龚宝铨回国为江浙一带之“运动员”(“实行员”)，但至是年秋，龚宝铨尚在东京，其时他又参加了“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浙会”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曾经决定要在上海等地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并派龚宝栓去上海。后来，龚宝铨返国，在上海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至于参加“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曾被派往浙江、安徽的陶成章、魏兰，回国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结交会党骨干，做了大量工作后，在1904年冬来到上海，当即与龚宝铨密商，如何按照东京“浙会”的原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为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作准备。正在此时，著名学者、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恰巧从青岛回上海，得知消息，即一起参加，于是经讨论决定，把已在上海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之时，是在1904年(元绪三十年)冬季。在成立之后不久，陶成章和魏兰先后到达东京，这时我父亲已是去湖南参加了长沙起义负伤之后返达日本不久，大家这时相见后，即在东京与我父亲等一起进一步相互筹商，决定建立“光复会东京分部”，当即在1905年2月成立，并推举王嘉祎为光复会东京分部负责人，主持光复会在东京的会务。其时先后加入光复会东京分部的会员有周树人(鲁迅)、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等人，其中有的人即是早先与我父亲一起在“浙会”时的会员，也有的是该时新参加的。这样，东京与上海两地的光复会就开始一起为革命工作而努力。以后，这些人都为推翻清廷而进行了各种艰苦的斗争。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这三个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所有这些革命团体在日本的成员，都加盟为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并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当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有l00余人，会员籍贯遍及全国17个省。一年后，会员人数发展极速，已超过l万人，我父亲与黄兴、吴敬恒、钮众建等，都签写盟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我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时，是用他的别名，即“家驹”也。

　　由于清廷驻日公使阻送中国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军事科之事，和留日学生抗议颁发“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之事，当时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很多愤极，相率回国。我父亲亦在1905年(光绪三个—年)冬，离别日本返国，后来又去南洋，一方面去宣传革命，一方面去南洋爪哇泅水埠华侨小华学校执教。1906年(光绪三十二)12月初，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三地联合举行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简称：“萍醴之役”或“萍乡之役”。这次起义，有同盟会会员杨卓林(字公仆、湖南醴陵人)等。原已约江浙一带光复会首领集议于上海，会商谋响应事，当时我父亲接悉后，即返国，与章太炎、敖嘉熊、秋瑾、陶成章、龚未生等人，在上海会集讨论如何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这次起义，原定于年底乘清吏封印过年的时机，但由于当时清廷该三县的当地官厅已在捕人加密，乃临时决定提前于1906年12月4日由萍乡矿工首先发难，湖阳、醴陵继之。起义一开始，不到10日，起义军人数即已达3万余人。原定的计划是分兵三路，即：一路据浏阳、醴陵攻长沙；一路取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路由万载、宜春东出南昌，进取江西。在这次起义的开始数日，即连克多地，声势极浩大，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摇撼了清廷的反动统治。这次起义，坚持了约近20多天，但后来被清廷以更多的兵力，约有5万人左右进行围剿，起义的人民先后被杀者达万人之多，至该月(12月)的下旬，起义乃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清廷一方面在派兵围剿萍浏醴，一方面更饬令各地官员加强防范镇压各地人民对起义的响应，以致各地的响应者，都相继失败，在革命党人中有多人都因而陷身牢狱，被监禁，甚至有被捕后惨遭杀害的。我父亲等人，当时在上海集议谋响应，亦以事败，乃只得即予迅速分散避匿。我父亲当时是避居在嘉兴乡间马厍汇，幸免于难。嗣后，我父亲与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经常广泛联络，继续奔走革命，不遗余力。

　　民国成立之后，在民国元年1月，我父亲即应邀汪浙江省军政府秘书，时浙江省军政府都督为蒋尊簋，蒋都督亦是留日学生，并同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与光复会会员。曾听得我母亲说过：“我家那时是住在杭州，蒋尊簋都督常来我家玩的，他是浙江诸暨人，常穿军装，是武人，性甚直爽。”蒋尊簋任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及我父亲任浙江督府秘书，都仅约半年余，即辞去；我父亲即改任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多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时，我父亲是用他的号，即“伟人”也。嗣后，去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并曾参与调查日本中国由学生等事。其对，周树人(鲁迅)亦在教育部任事，为当时之同事也。

　　我父亲为了革命常四处奔走，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他为革命献出了毕生精力。早年，他在参加湖商长沙起义时，身上曾被中枪弹，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未能取出，延至后来，不幸在某次身受感染时，”腹部受枪弹处创伤复发，最后腹中剧痛，翻复床篑，竞成生命无可救治。最惨者，在临近去世前，腹中剧痛甚烈，他面对我母亲高声长叹喊叫：“王维忱一世做人完了！”连续三声，大叫呕血而亡，极凄哀也。此高声大叫之惨情，我长大后，母亲曾当面对我讲述过数次，我一直记忆很深。我父亲在世之时，反对清廷专制腐败，而当处在北洋军阀压力之下，总冀谋今后再能联络革命志士，共同来铲除军阀，但是革命之志尚未能完成，而自己体内枪弹却创伤复发，悲生命之短暂，终未能完成革命之志也。据我母亲言：“当时在病床上，其身体之痛苦状态和哀叫之凄切声音，睹闻之下，真是极为悲惨之至。”我父亲终年仅四十有八岁。谅如无子弹伤发，可能生命尚不致如此短促，最后遗剩寡妇及幼小的子女而去世矣。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携着搀的、抱的幼小子女们回南，悲伤地把父亲的灵柩搬回家乡，葬入王江泾商花乡墓地：当时从北京开出的“灵枢专车”一路南下时，沿途都设祭吊仪式，直至家乡。此系当时的革命同志，感到我父亲一生为革命，而终以起义时受枪弹的创伤复发致亡，甚为可怜，乃沿途设以“路祭”以悼哀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