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宋疑云(2)

　　说来也巧，同一天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到一位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的举报。王阿发说，一个星期前他曾经去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当时应拿出一张照片问王阿发，敢不敢杀了照片上的人，事成之后将酬谢1000元。王阿发说自己没杀过人，拒绝了。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应桂馨让他杀的人正是宋教仁。

　　接到王阿发报案后，租界巡捕房当晚便派出警探抓捕应桂馨。在这次行动中，又出现了周南陔的影子。周南陔在上司陈其美的派遣下，与巡捕们一同来到英租界一家妓院。当时，应桂馨正在宴请宾客，周南陔令人禀报说自己找他有事儿。应和周本是老相识，应毫无防备便走下楼。指挥这次任务的洋人探长阿姆斯脱朗一声令下，便擒住了应桂馨。

　　为了寻找证据，巡警们连夜搜查了应桂馨的公馆。应桂馨家有三层楼，非常阔绰，而且家里人来人往，住着很多闲杂人等。巡捕将应家女眷控制在楼上，其他人软禁在楼下。然而，翻箱倒柜地搜查了半天，没找到与“刺宋”有关的任何证据。这时，周南陔又一马当先。他悄悄对应家女眷说，自己受应之托来取重要的文件。由于平素相识，应家妻妾并没有怀疑周。一个姨太太拨动厢房的活动地板，取出一个小箱子。箱内所装的电报、密码本，就是日后将应桂馨锁定为凶手的直接证据。

　　更令办案人员惊喜的是，当天他们竟还在应家抓到了武士英。周南陔回忆，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武士英长什么样，只是在应家姑且喊一声：“谁是武士英？”没想到，武士英自己站出来应道：“我就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儿吗？”

　　周南陔这篇回忆录，刊登于1939年的《锡报》上。按他所述，自己在抓捕“刺宋”凶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在“宋案”发生时成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中对此却鲜有提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认为，人们总喜欢在回忆录中夸大自己的作用，破案细节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妨姑妄听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破案过程中，并没有执法权的国民党扮演了重要角色。

　　应桂馨是谁？

　　应桂馨其人，背景极其复杂，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1864年生于宁波。他的父亲在上海炒房地产发家，他也就成为了一名“富二代”。应桂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中过秀才，还学过英文。若是在太平年景也许他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一名乡绅，但恰逢历史转折关口，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与上海青帮大头目范高头搭上关系，成为青帮中辈分极高的“大”字辈成员。

　　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组织革命力量。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应家房产极多，他们的革命机关很多都设在应家的房子里。他也因此与应桂馨相识。早期的革命党与江湖会党关系十分密切。革命党人虽然有政治理念，但是没有武装力量。而会党在清代则一直扮演与清政府对抗的角色。像人们常说的“洪帮”，前身就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在推翻满清的历次起义中，都有会党的身影，陈其美本人就是青帮“大”字辈成员。

　　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时，经常住在应桂馨家，应桂馨也为革命活动出钱出力。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役中，应桂馨更是率帮会成员组成敢死队，为上海光复立下大功。陈其美主政的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被任命为谍报科科长。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其美专门指派应桂馨负责他的保卫工作。可以看出，应桂馨在上海相当有势力，而且与陈其美关系也很密切。

　　应桂馨被捕的第二天，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他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预审。从庭审记录来看，应桂馨在法庭上振振有词，而举报人王阿发却闪烁其词，反落于下风。

　　王阿发称自己曾因兜售字画去过应桂馨家两次。第二次见面，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让他把照片中的人办了。应桂馨与他当庭对质：“你兜售的是什么字画？出自何人手笔？”王答：“是仇英画的山水，也有人物和松竹。”应立即对会审官说：“请堂上注意，仇英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尔后，应又问王：“这画你是从哪儿来的？”王答说，从东清铁路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对会审官强调，王提供的姓名不清，在东清铁路供职的是拓鲁生。为什么应桂馨如此强调这个名字？张耀杰告诉记者，这个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

　　接着应桂馨又问王阿发，第二次见面我跟你说什么了？王阿发答道：“第二次去你没在，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应桂馨又抓住了把柄：“刚你明明说第二次见面让你办照片上的人，现在又说第二次没见过。”

　　应桂馨到底见没见过王阿发？应的说法是，3月初王阿发拿着应的同事吴乃文的推荐信找到他，想找个工作。但应见王阿发衣衫不整，并没给他提供工作。此后，二人再没有见过面，更没有雇他杀人。据《民立报》报道，应桂馨在庭上指出，王阿发初来见他时，境况窘迫，而上庭时却换了一套新衣服，面貌一新。他显然是在暗示，王阿发举报他是受人指使的。当会审官问他是否曾叫王阿发杀人时，应说：“我就发疯了亦不能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后来，巡捕房果真在应家搜出了那封推荐信。王阿发自己也承认，他原来是做保险经纪人的，从汉口来到上海后才改行卖古玩。

　　单从庭审记录看，举报人王阿发反让嫌疑人应桂馨问得破绽百出，就连会审官也认为他前后所供情节不符。

　　比起应付王阿发，应桂馨要想择清与武士英的关系，可就难多了。据武士英供述，他本是山西人，后来在云南参军。辛亥革命成功后，武士英失业，流落上海。一次在茶馆喝茶，武士英结识了陈玉生。陈玉生邀他加入共进会，并说会长应桂馨要杀一个人。武士英问及原因，陈某称：“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

　　3月20日，陈玉生将武士英请到三马路半斋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陈玉生告诉武士英今晚就要刺杀宋教仁。当天与武士英一同到车站的还有3人，一个是陈玉生，还有一个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吴乃文。他们一个在外面把风，武士英等三人买站台票，进入车站。宋教仁走进接待室时，陈、吴二人告诉武士英这就是姓宋的。等宋教仁一行从接待室走出，武士英开了枪。行刺成功后，陈、吴二人将武士英带到应桂馨家。武将手枪交给了陈，后来巡捕在应家搜出了手枪和剩下的子弹。

　　关于应桂馨，武士英说，初入共进会时，曾见过应一面，行刺后又见了应桂馨。应桂馨还称赞他干得好，并许诺送他出洋读书。

　　然而，当3月31日再一次开庭时，武士英翻供了。武士英将杀宋教仁的罪名都揽在自己头上，并且说：宋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他想推翻中央政府，想做总统，而他武士英爱中央政府，因此替天行道。至于应桂馨，他说陈玉生曾带他去过应家。他只见一人从楼上下来，他以为那就是应桂馨。

　　显然，有人授意武士英翻供。那么，应桂馨又如何解释为什么武会在他家被捕呢？应桂馨说，宋教仁遇刺时他正在家里抽烟。忽然，有人将武士英带来。他得知武士英“刺宋”后，确实说过要送他出国，但那是为了稳住他。至于为什么不报警？应桂馨辩称，此事事关中国政治，他觉得让租界的洋人掺和进来不好，他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这样的辩解当然显得无力。随后公布的他与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密电，则将应桂馨牢牢锁定在凶手的犯罪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