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新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之二(2)

　　这一日，奕劻试探着向载沣提出起用袁世凯。见载沣没有表态，奕劻接着说道，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然后予以利用，说不定有希望挽回大局。而且这件事要办就要快，若犹豫迟延，怕民军势力继续扩大，就更难收拾了。

　　这时，那桐、徐世昌也在旁附和，说东交民巷外国领馆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闻，云云。

　　载沣心里尽管老大不愿让袁世凯复出，但他确实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表示，此事要和隆裕太后商量后再定。

　　宣统年代表末代清王朝坐龙椅的是年幼的小皇帝溥仪，拿主意的是隆裕太后。后者明白袁世凯因被贬，肯定对朝廷心存怨恨，但病急乱投医，要收拾残局，一时确实也找不出比袁世凯更合适的人选。再说了，袁世凯的被贬谪，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解读。袁世凯有理由认定这是清廷对他的加害，他一条性命险些丧在摄政王载沣手上；站在隆裕太后的立场，她完全可以认为袁世凯应该对清廷对他的“宽大”而心存感激。袁世凯非但不应“耿耿于怀”，而且须怀“皇恩浩荡”的感恩之心才是。隆裕太后当时十之八九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这样想，她还会请袁世凯复出吗？

　　面对危局，束手无策的隆裕太后只得自欺欺人地让奕劻担保袁“没有别的问题”，终于发出“上谕”，委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隆裕太后有一点看得还是清楚的，那就是倾向于启用袁的，除了在京的奕劻、荫昌、徐世昌、赵秉钧外，很多省大员也是袁的亲信故旧；北洋六镇官兵也多心向袁。且袁世凯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退居后在居所设电报处就是一个明证。

　　不管怎么说，气数将尽的清政府请袁世凯出来执政，毕竟正中袁下怀。事实很快证明，极有心计的袁世凯果然一直都在耿耿于怀――不是耿耿于怀“皇恩浩荡”，恰恰相反，而是耿耿于怀清廷将他放逐！

　　当请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任命书到达他手上时，袁不由感慨万端。想到几年前那件谕旨中说他足疾严重，“步履维艰”，他内心着实郁闷，现在有了机会出气，不由得狠狠搭起了架子。

　　只见袁世凯提起笔，刻薄地复奏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这几句话吐出，袁世凯一定感到十分痛快！不过“搭架子”也有“作秀”的意思。

　　外界对袁世凯搭足架子称“足疾未痊”而辞出，则有另一种揣测，认为在袁眼里，湖广总督似为荫昌副手，他岂会心甘。奕劻也纳闷，当时是遵照你袁世凯的授意提出保荐的，何以任命下达，你又拒绝复出呢？

　　为了解袁的真实想法，荫昌派徐世昌于农历八月二十九日专程去彰德见袁。这时候的袁显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所以提出了诸如组织责任内阁、授他指挥前方军事和剿抚全权、保证饷糈供应等六项条件。

　　清廷眼看大厦将倾，已顾不得许多了，他们现在需要袁世凯出来挽救危局。农历九月初六，清廷召回了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把调往湖北的全部兵权交给袁。又以“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的名义，命荫昌把前方兵权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 即使如此，袁世凯依然没有马上动身，他还在耐心静观局势。这一等，果然进一步给他带来了机会。先是山西宣告独立，继而云南、江西新军起义；农历九月十一日，海军“海琛”、“海容”、“海筹”三轮反正。清廷日暮途穷，又把莅任内阁总理大臣半年的奕劻换掉，授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军政大权就集于袁一人之手了。袁把前方安排妥当后，这才从蛰居了近三年的彰德南下视师。 仅一个月，袁世凯通过潜心运筹，不仅把被清廷贬谪时夺去的兵权全部拿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于手中。眼见一切已安排妥当，他才在农历九月二十三日，踌躇满志地晋京赴任。到京后，他不忘把军咨府（即前军机处）纳入内阁，前者就此名存实亡。 说来也怪，袁世凯的复出一时竟成为“众望所归” ――除了清廷，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里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也都表示愿意看到由袁世凯出来主政。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连湖北革命政府，也将袁世凯视为推翻满清政府的不二人选。黎元洪在致袁世凯信中就如此说道，袁公你果真能出来重新主政吗？真希望你能出来和我们一起共扶大义，我相信那时候全国四万万民众，一定会齐心拥护你，等到日后选举民国总统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也一定属于你袁公！ 此时的袁世凯可谓左右逢源，既让北方的清廷听命于他，又让南方的革命党听计于他。当时的情势，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过分析：袁世凯于“11月16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敌自重，然后再挟清（廷）压孙（中山），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手，更不愿受大位于国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做出一副‘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的样子。这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说得精确！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袁复出后，对曾向张謇承诺的“顺从民意和您的意旨”那番话做了“技术性处理”。从民意方面看，社会各界不愿意看到战争扩大化，而更愿意看到和平。所以，当清军在攻克汉口、汉阳后，他若照着朝廷的意图，领兵再进逼武昌，拿下武昌应该也指日可待，但袁没有这样做。不管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努力把握局势朝避战求“和”的方向发展，毕竟是顺乎民意的。当张勋扼守南京告急，袁若按照他奉命所为，派清江、徐州之军增援，即可解张勋之危，但袁同样不为。 1912年1月10日，张謇给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密电中说： 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亦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队，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国民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者，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耳。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謇前曾以第三位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现以纱厂事须亲自赴鄂，拟借与段芝泉密商，一则表示南方设立政府，绝无拥护权利之思；一则酌拟国民会议办法数条，请其与黎元洪双方结约，作为南北军人之公意，各自电请政府照办。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借口，可免许多为难。此事与敬舆密议数次而定。公如以为可行，请一面迅速电复，一面密告芝泉，俾可决于陈请。倘公不以为然，亦请明晰电示，謇亦不便再问。但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耳。所拟办法，大意如下： 一、开会地点及议员，应照代表与伍代表签定办法。 二、蒙、藏即派在京王公喇嘛。 三、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两旬。 四、多数决定政体后，双方即须照行。 五、政体决定共和，即另举总统。 千万秘密，切盼。謇。养。 张謇在密电中向袁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便实现南北议和。可能袁世凯于此事一时尚未拿出决断，所以张謇又接着给袁发去密电： 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鲜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时（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亟盼电复。謇。 张謇为袁世凯筹划之细致，于此不难察见。密电中叙述之事，因张謇在日记和自订年谱中均未记录，而见之于《赵凤昌藏札》，故有或系赵代张拟稿之说。但据曾在张所创办大生二厂任经理的刘厚生在《张謇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记述，关于张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参与的一些“具体事实”，在他日记与自编年谱中，都是或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刘说：我与张“前后共事既久，接谈之机会较多。其中如辛亥前他在预备立宪公会、咨议局的主持和活动，清帝退位诏书的草拟，他和袁世凯由离而合的经过，都与辛亥前后大局有不少关系”。可见由赵代张下笔的可能性并不大。 “时势造英雄”，袁世凯的“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