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2）(2)

　　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给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军队往来穿梭，川流不断，甲军刚走，乙军又至。军队一到，便大肆派款抽捐，强拉兵夫，稍有不从，即遭捆绑毒打，甚至惨遭杀害。因此，兵灾成为土家族地区社会的一大祸害。人民视兵如虎。由于连年兵灾，农民流散，“辰州以上每有赤地百余里无人耕地者”。军阀混战给土家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长期盘踞湘西的陈渠珍，占据川东、鄂西的军阀刘湘、杨森，把各自的辖区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培植亲信，委派官吏，控制地方行政、财政等权力，他人不能染指；或者任免地方官吏，非经他们首肯，省政府不能定夺。陈渠珍割据湘西期间，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在各县和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市镇，设立百货保商局，控制贸易，把持税收；先后在保靖、凤凰开设湘西农村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把湘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三）国民党对土家族的残酷压榨

　　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派，因分配地盘和“编遣”军队问题，谈判不成，诉诸武力，爆发了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3月，蒋军包围、收编占据鄂西、鄂中一带的桂系军队，直接统治鄂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力量日益强大，偏居一隅的四川、湘西军阀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吏，国民党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逐渐确立。

　　1935年，国民党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沅陵设立湘西绥靖处，以刘建绪为处长。并以“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为名，其下划分五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专员，直接统辖各县的政治、军事，各级官员都由其定期考核。1938年4月，撤销绥靖处，设立沅陵行署，由陈渠珍任主任。同年8月，国民党又以“整顿后方，训练新兵”为名，在宜昌设立湘鄂川黔边区公署，派刘峙为主任、毛炳文为副主任。他们打着“开发四省边区”的幌子，实际是要强化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各县建立警察局、法院、监狱，设立警备大队、保安大队，各乡建立区公所，配备武装警卫；在农村严密保甲组织，反复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也随之相应建立。此外，还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和操纵的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民间团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从城镇到农村，工农商学，各行各业，无一不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集团一面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一面玩弄“还政于民”的骗局，筹备所谓“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各县的豪绅、反动军官和政客，为争夺“国大代表”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大庸县豪绅李佑琦和彭正宇争当“国大代表”，各聚爪牙数百人，在该县北固乡动用武力，互相火并，双方伤亡十余人。国民党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

　　在军阀、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和黑暗统治下，土家族人民的赋税负担与日俱增，愈来愈重。

　　1923年，永顺县的田赋由夏、秋两次征收并为一次，将秋赋并入夏赋，提前开征。除田赋外，还有地方税、特别团捐、议员薪金、警务捐、学务捐、收据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与此同时，县城设百货捐局，各乡间集市及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分局，专门抽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和进出口的牛皮、五倍子、棉花、棉纱、煤油及一切值钱的货物，无不纳税抽捐。甚至民间宰猪一头，要收大洋1.2元；宰牛一头，收大洋3元；即使猪、牛病死，也要征收半税。“似此赋重期促，人民负担之苦，无可奈何！”四川各派军阀为了进行战争，有的在自己的防区内，预征田赋竟达四五十年的税额。地处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等地，一向为刘湘的防地，农民除纳正税6元外，另征军费30元，附加税20元，临时派捐10元，烟亩捐6.3元，团防费6.5元，共70余元。加之乡镇保甲长依次附加，层层盘剥，一斗粮竞要缴纳90或100余元的捐税。

　　国民党直接统治时期，更是巧立名目，捐税有增无减，土家族人民的负担苦不堪言。咸丰、恩施、建始、来凤、利川等县，除继续征收田赋外，国民党政府又根据土地陈报，增收地价税。保靖县的营业税、烟酒牌照税均增加1倍以上，屠宰税增加1/5以上。其他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捐税，更是难以数计，弄得土家族人民旧税尚未交清，新税又接踵而至。国民党的税收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地窜至集镇、农村，加紧催派，旧税新捐，“双管齐下，催征如火”，致使“农村凋残，民力疲竭”。此外，派征夫差，强拉壮丁，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等，给土家族人民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

　　（四）土匪猖獗为害

　　从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横行无忌的土匪，是土家族地区又一大的社会灾害。

　　由于军阀和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剥削，广大农民濒于破产，各地的地痞胁迫一些生计无着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军阀长期混战遗弃散失在民间的大量枪支，为土匪拖枪拉杆提供了武装弹药的来源。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森林密布，洞穴相连，交通不便，地势险要，便于土匪四处出没。但是，长期盘踞这一地区的军阀和国民党，纵匪养匪，窝匪收匪，则是土匪长期为患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血腥统治。

　　军阀和国民党官僚以收编、改编土匪作为扩大势力、巩固统治的手段，各股土匪一旦势力强大，军阀和国民党官僚则予以收编，大小匪首被封官委爵，给以营长、团长、师长、司令等官职，因此改编土匪成为他们的一大兵源。有些地主豪绅以养匪、济匪、窝匪、庇匪为能事，互相勾结，利用土匪势力，霸据一方。“匪首先行结合，煽惑纠众，俟有相当能力时，地方豪绅出而豢养，不肖官吏亦加庇护，匪势因之扩大”。“至于贪污土劣，蹂躏乡愚，习为常故，通匪窝匪，肆无忌惮”。一些地主豪绅就是占地为王的大匪首，或是作恶多端的惯匪。据龙山县统计，12031个地主中，参加反动组织的有6554人，占地主总数的54.48%；曾为匪首、惯匪的就有1994人，占地主总数的16.57%；其他通匪、济匪、窝匪、庇匪者，则为数更多。而大小匪首又以为匪作恶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要当官，先为匪，后招安”，“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当官须为匪，为匪可当官”，这是各股大小匪首奉行的信条。匪首利用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拦抢商旅，强占民田，勒令农民种植鸦片，征收捐税，因而变成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成为军阀和国民党的官吏。如惯匪彭雨清，就是以空手当匪起家而致富的。杀害500余名无辜平民的古丈县匪首张平，收编后成为国民党的军官，后又被委任为古丈县县长。他依仗匪兵官势，大肆掠夺，强占民田达2 000多亩，成为最大的地主之一。仅有“破屋数间，光棍一条”的龙山县瞿伯阶，为匪起家，成为拥有人枪万余以上的巨匪，后被国民党收编委任为纵队司令。

　　军阀、国民党的纵匪害民政策，使土匪势力日益猖獗，长期为害。先后在土家族地区活动的土匪不下数十股。酉阳县有饶玉清、伍南卿、张少卿等3大股，每股有枪五六百支，此外还有10多小股，每股有枪三五十支，各股土匪近3 000人。匪首向作安在来凤县称王。湘西有巨匪10余股，“大股者两千余人，小股者亦有二百余人以上”。这些股匪各有其势力范围，他们以山河为界，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越界即大动干戈，互相并吞，彼此仇杀，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1926年，在来凤县割据称王的巨匪向作安还建有兵工厂，制造武器，逐渐向毗邻的龙山县扩展势力。而盘踞在龙山县的股匪师兴王，在兼并股匪刘子良的部众和地盘以后，实力扩大，野心勃勃，企图并吞来凤，继续扩大势力，遂与向作安在龙山、来凤交界地区展开激战。由于各股土匪之间经常兼并倾轧，势力消长变化很大，加之军阀、国民党实行招抚政策，有的股匪被收编，委以官职，有的继续为匪作恶，因而土匪的股数虽逐渐减少，但其活动力和危害性却愈来愈大。到1936年前后，龙山县匪首瞿伯阶的势力日渐强大，作恶于龙山、来凤、宣恩、鹤峰等县。杨树成、张少卿等巨匪在酉阳、秀山、黔江一带为害。每到收获季节，这些股匪四处抢劫鸦片、粮食，抽捐派款。然后购买武器，扩大实力。1937年，瞿伯阶股匪攻占龙山县城达23天；1940年，他又自封司令，带领匪徒，窜至来凤，将鄂西桐油集散地白福市的桐油等物资抢劫一空。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整团、整营被土匪围攻缴械。土匪获得人枪，势力更加扩大。这些大股土匪攻城略地，围攻保安部队，使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更使当地人民受到深重的灾难。

　　1941年，蒋介石以维护公路交通治安为名，任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带领3个师的兵力，并指挥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团队，进驻土家族地区；1946年，又命潘文华带领3个师，在湘鄂川边界一带搜捕围剿。国民党军队名为剿匪，实是害民。他们强拉民夫，增派捐税，修筑碉堡工事；烧毁民房，毁村并寨，强迫农民集中，派兵驻守，防民甚于防匪；对无辜农民任意妄加罪名，诬其通匪、窝匪、从匪，乘机敲诈勒索，吊打枪杀，滥施刑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这样剿来剿去，“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弄得参加土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结果，匪患不但没有肃清，反而土匪越剿越多，为害愈益严重。待国民党军队撤走，分散隐匿、流窜他处的土匪，复而啸聚，返回原地，对无辜百姓又妄加通国民党军队的罪名，大肆抢劫烧杀。土匪和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百姓受害，搞得龙山、永顺、酉阳等县农村常常几十里无人烟。“酉阳县偏岩、柏溪、甘溪、麻旺等地，农民受其鱼肉，已成老死壮逃、十室九空之现象”。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兵灾匪祸交相迭来，“加以豪劣之压榨，贪污之搜刮，人民多在生活线上呻吟，死亡道上挣扎。水深火热，莫能自拔”。土家族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颠沛流离，挨冻受饿，一般每年都缺粮半年以上，全靠挖蕨打葛度日。贫苦农民衣服褴褛，往往一件衣是几代人穿过的，寒冬腊月只好以蓑衣、破麻布蔽体，晚上就滚苞谷壳或烧柴火过夜。住的是低矮阴湿的茅草棚或四面通风的木竹编架的小屋。遇上兵灾、匪灾和自然灾害，就四处逃亡。龙山县桃子坪几十年前是一个有300多户的村寨，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六七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