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的创立(2)

　　孙中山首先登门拜访了黄兴。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光明磊落的品格，立刻使他们一见倾心，从此成为挚友和同志。他们就联合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接着，孙中山又与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举行会谈，着重强调建立统一革命组织对于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得到宋、陈等人的赞同。华兴会是当时留日学生中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也是当时国内除兴中会外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他们的支持，成立同盟会的道路也就铺平了。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与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70余人，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部分成员，并有留日学生中的其他团体和个人参加，分别来自鄂、湘、粤、桂、皖、赣、浙、陕、闽、直十省，以后相继又有江、川、晋、豫、鲁、贵、滇等省代表宣布加入同盟会。这样除甘肃当时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内地十七省都有代表加入了同盟会。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简称同盟会；一致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会议将要结束时，因与会者人多，房间狭小，会场后边的坐席不负重压，轰隆一声，忽然坍倒。孙中山目睹此景，笑着对大家幽默地说：“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兆”。他的风趣和机智，赢得全场一阵热烈的鼓掌欢呼。

　　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隆重集会欢迎孙中山。这是孙中山首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它的领袖向广大群众宣布其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因而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留日学生。那年8月的东京，天气十分炎热，人们坐着不动也汗流不止，但人们还是顶着酷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会场挤了个水泄不通，就连会场外边也站满了听众。在留日学生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上，孙中山身穿一套洁白的西装，气宇轩昂，向1300多名听众发表了近2个小时的演说。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对革命目标和方略的精辟见解，富有鼓动力量的雄辩口才，以及他的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和风趣幽默，都使他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魅力，令与会者叹服。在这个富有政治远见和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孙中山充分估计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下定决心，迎头赶上，不惜以流血为代价，以谋独立而建共和。他强调，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孙中山的演说，激起全体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会场里群情激昂，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100多人。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是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会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决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并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则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以下又在各省设立分会，分别确定了各省的主盟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会议决定在总部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推举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同盟会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孙中山主持总部的工作。最后，由黄兴提议，通过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改名《民报》。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大家为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而兴高采烈，众人大呼万岁而散。

　　革命的新纪元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革命力量有了一个中心。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协调他们的行动，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作为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同盟会的旗帜下，全国各个革命团体和各种革命势力站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革命派的力量大为增强，步伐也更加齐整。在他们的面前，展示了新的前景和希望。孙中山曾明确指出，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新纪元”的开始，他比过去更加坚信自己一定能亲眼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同盟会成立不久，就有众多爱国者踊跃加入。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就达到1万多人，仅东京一地就有800多人。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醒和投身革命，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正式出版发行。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响亮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号召，树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民权主义，就是要在中国铲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就是要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深思熟虑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纲领。

　　当然，三民主义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目标，它的“平均地权”仅试图解决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涨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实际上，在近代中国，不去进行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家也不能真正富强起来。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与时俱进的孙中山也在不断地思考，并在1924年选择了“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揭开了他革命生涯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