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任驻暹罗公使马骧(2)

　　马骧在滇西发动哥老会等群众组织，创建同盟会下关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积极争取下关袍哥“玉龙公”和武备队靠拢革命，派会员马程九、吴丙义与保山“茂吉公”接上关系，还派会员分头前往巍山、顺宁联络会党，宣传发动【注：马秀卿《同盟会云南下关小组成立及活动》，《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204页】。

　　1908年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死亡，清廷震动，同盟会决定利用这一时机组织起义，这时马骧已发动了保山“三点会”首领杜文理等几支哥老会力量，组织起农民军【注：田冠五《辛亥革命保山起义的一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68页】，并向旅暹华侨林定一借巨款从泰国购买大批枪弹运入国内，为起义奠定了基本条件。杨振鸿从缅甸赶到保山领导了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联络组织方面因人误事，起义失败，杨振鸿愤疾而亡。

　　马骧与黄毓英、杜寒甫、张文光等人在滇西广结党人，密谋再举，长期坚持斗争，条件极端险恶，经历九死一生，而且人人都染上了疟疾。马骧行至巍山联络党人重整旗鼓，险些落入蒙化丞林某的魔掌，又秘密潜人大理策动新军第七十六标反正，大理守彭某侦知此事，欲拘捕加害，马骧得知遂转移到巍山石磺厂，召集同志躲进深山密议对策，清军跟踪而至进行搜捕，马骧等人及时转移到碗窑村，险象环生，幸得群众掩护，化险为夷【注：马德荣《马幼伯烈士事略》，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0页】。

　　“黄君子和，则担任运动大理新军，吴君品芳分赴省城，入讲武堂，秘密鼓吹革命，联络同志。君与杜君即留永昌，更主持麻栗坝会党全部事务，君由是遂驻永昌。时罗云五同志，由暹罗携带大宗款项，及多数枪械炸弹入内地，盖备为迤西革命大举之用者，先期派人迎君与杜君速往麻栗坝主持。不意事机不密，械弹均被暹罗税关扣留。所携款项，复分散无余。及君与杜君到，已事败不可收拾。时黄君克强，亦由星加坡赴仰光，偕吕君志伊密至麻栗坝，睹此情形，皆同声浩叹【注：国民党中央出版的《革命人物志·马幼伯》】”。麻栗坝今名果敢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同盟会的许多革命事务在麻栗坝进行。

　　马骧不仅是同盟会员，而且是哥老会的高层负责人，在滇西与张文光等人介绍哥老会三千余人参加革命【注：曹成章《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清朝末年驻扎在昆明的新军有一个协（旅），马骧转移到昆明后，联络发动会党和群众力量，介绍了周体仁、蒋文华以及哥老会一千多人加入同盟会。台湾出版的《开国战史》在云南光复的记述中给予高度评价：“运动滇西哥老会头目马幼伯与张文光入党，革命工作，遂得哥老会之赞助【注：1976年台北正中书局印行，国防部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册第297页】”。

　　马骧等同盟会员以三迤总会为掩护，张贴宣传品，在黄河巷纸行会馆、龙井街两粤会馆、两湖会馆集会作演讲，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注：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60页】。黄毓英在新军任排长，以哥老会身份作掩护广泛发动士兵。1911年4月，为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马骧再度潜回大理，策动新军第三十八协起义，被三十八协统领曲同丰侦知，紧张缉拿，马骧只好撤回昆明，投入新军，发动军官和士兵。

　　1911年10月27日张文光发动腾冲起义成功后，昆明也行动起来了，起义的军官会议决定阴历九月初九日（阳历10月30日）夜间举事，而当天中午巫家坝还有军官要求推迟起义日期，马幼伯和杜韩甫急忙赶到巫家坝，约齐炮标三个营，敲定起义按期举行不推迟。重九起义之夜，李根源、李鸿祥率领步兵第73标，蔡锷率领步兵第74标，向省城进攻，马骧与城内同盟会员持枪聚集在李应恒家，听到起义军攻城的枪声后，立即率领民众武装力量与敌人展开血战。重九起义成功后，马骧任军政部副官，应军政部总长李根源之邀，为五华山上的云南军都督府办公楼题写“光复楼”三个大字【注：廖贻武《辛亥革命前后的马骧》，载1987年12月12日《春城晚报》】。

　　腾冲起义军乘胜东进，与反正了的大理军队发生冲突，云南军都督府派李根源率兵西巡处理，同时委任马骧为“军政部副官特派滇西调和战事参滇西安抚事【注：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0，目录号18，卷号2297，第87页】”，与杜韩甫先行出发调和腾榆冲突，避免了新政权的内战损失。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些具体的琐事仍在暹罗境内办理。暹罗官吏彭玉把运往中国的军装截留了，急需有人去交涉。暹罗官吏为什么要刁难华人这些具体事务呢？有一篇文章《1936年民国与泰国暹罗的外交努力》讲暹罗对华人态度的变化：“旅泰华侨极其势大雄厚，且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在外国的侨民，自有一股辛苦打拼的血泪。暹罗对于华侨一向友善，但旅暹华侨在辛亥革命后，对于祖国的认同逐渐加强，纷纷在暹境办报创办华侨学校，这与暹罗政府同化政策相抵触。华侨又因反对增加人头税发起罢工，刺激到暹罗人自觉和对华侨经济实力警觉，暹罗人开始要求暹罗经济应由暹人掌握，暹罗上下对华人一致采取反感和不信任态度，并通过国籍法要求华人归化，在一二十年代对华侨排斥相当严重”。【注：水煮百年网】

　　这次暹罗截留军装的事情，是因为民国政府有所需要，马骧联系侨商林定一在暹罗置办军装。马骧由于他长期在国内和境外为革命奔走，熟悉暹罗缅甸等地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环境，而且他就在边境腾冲县，离暹罗很近，调和滇西战事的工作已经结束，于是马骧奉命去暹罗处理此事，他以和缓的外交态度进行谈判，要求对方归还军装。

　　为了有利于谈判，马骧此时被委以中华民国驻暹罗公使的职衔，他写信给黄兴，又派办理军装事务的林定一到南京留守府汇报。黄兴回信：“前函以缓答之，敬佩，伟识又驻暹公使一节，自应赞同【注：有人收藏了《黄兴致马幼伯函》，2014年春季拍卖成功价200700元】”。

　　截留军装之事解决后，马骧服膺孙中山先生关于“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教导，没有久留暹罗，他迅速回腾冲，与杜韩甫和李根澐乘船赴南京，准备报效革命的新政权。他在写给弟弟马文仲的家信中吐露心迹说：“局外人不知，必将疑兄为迂阔，以为可仕则仕，聊顾身家，殊不知此刻兄无学问以应付国家，如勉强出仕，不惟半生之功苦名誉一旦扫地，而且得一贪污不美之名在所不免【注：《致马文仲家书》，《马骧烈士遗稿》，原件存云南历史研究所】”， 革命成功了，很多人忙于享受胜利果实，争取获得一官半职，而马骧时时萦绕于怀的是如何更好地为国家为民族效力，把追逐功名利禄视为贪污，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马骧一行人到上海后，得知南京留守府已被撤销，形势发生变化，三人转赴日本留学。马骧在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站在大多数民众根本利益的前沿，此后的岁月，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北伐事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海峡两岸都追认的革命烈士。

　　（作者李娜，昆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