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的分歧(2)

　　孙黄关系出现了隔阂

　　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元素很多，但孙中山在总结原因时，过分强调了党人的主观因素。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孙中山特别提到黄兴，并历数黄之“罪行”：在南北议和时期，孙中山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可让步，但黄兴不赞成；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兴也不坚决支持；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兴不肯听；孙中山本拟亲赴南京誓师讨袁，黄兴又自告奋勇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

　　因为这些原因，当黄兴到达东京第一次去见孙中山时，即“大被痛骂”，黄兴虽然“温温自克”，但自此后两人关系出现隔阂。虽然同处东京，却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面对面坐下来，平静地探讨问题了。

　　在以后的行动方针上，孙、黄意见也不一致。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现在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他号召党人，以激进主义从事“第三次革命”。

　　黄兴则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黄兴认为，如果和袁世凯硬拼，只能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无补。因此他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李根源、钮永建、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

　　孙、黄意见的分歧，也影响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国民党前身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因为同乡、私交或工作的关系，孙、黄各自拥有一批信徒，随着两人关系的疏远，信徒之间也相互攻讦，在党内形成了宗派。

　　1914年3月，胡汉民向黄兴建议办一刊物进行反袁宣传，黄兴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不久，由于党内裂痕继续扩大，5月初有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一个是胡汉民主编的《民国》杂志，属于孙派；一个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是黄派的喉舌。后来由于一件小事引起误解，《甲寅》杂志社竟被孙中山手下的人捣毁，双方积怨越来越深。

　　最大的分歧

　　孙中山和黄兴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组建中华革命党问题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准备舍弃国民党，另行组建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以备再次革命。

　　孙中山此举遭到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党内高层的坚决反对。黄兴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但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就一定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

　　孙中山痛感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认为革命失败完全是因为国民党战斗精神丧失殆尽的缘故，他主张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的个人权威。在新党党章中，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革命成功后，他们就会相应地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及先进公民。

　　元勋公民具有一切参政、议政和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竟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在黄兴看来，这不像是一个革命政党发展党员，倒有点帮会设坛收徒的意味。他的意见与孙中山截然不同，主张“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之”。对于新党，黄兴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加入，他批评入党誓约中“附从孙先生”一说与孙中山自己倡导的民主、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共和理念背道而驰。两人情绪激动，“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再行激论，深夜未尽，终喧哗而别”。

　　对于孙、黄之间的矛盾，日本友人萱野长知、宫崎滔天等设法居中调停，但都未能奏效。党内元老如胡汉民、居正等也私下召开会议，商量协调孙黄分歧，最后想出一个妥协折衷的办法，建议孙中山将誓词中“附从孙中山”改为“附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孙中山、黄兴对此都表示同意，但却遭到陈其美的坚决反对。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人，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是民初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二次革命”爆发后，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赴日本后支持孙中山毁党、造党，在中华革命党内任总务部长，实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站在孙中山一边的陈其美为了排挤黄兴，抓住黄在东京营造简易住宅一事大做文章。1914年5月21日，黄兴在致朋友的信中，对自己建房一事作了解释：“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为？同志交谪，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谨就此房屋事再为兄一陈之。”

　　当天，黄兴还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戴季陶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孙中山马上复函，直接要求黄兴不要参与革命事务，表示自己一人包办“革命”的决心，“限以二年为期，过此而犹不成，兄可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

　　事已至此，已无继续争论的必要。6月2日，黄兴再次致函孙中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唯先生欲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6月3日，孙中山复信黄兴，劝其“静养两年，不谈公事”；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6月30日，实际上已经成为绊脚石的黄兴为了避嫌和让路，在秘书李书城、石陶钧，翻译徐申伯等人陪同下，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美国。临行前他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席间两人“未谈国事”，孙中山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

　　事实证明，组建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潮和败笔，在随即发生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活动，低调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