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识袁世凯(3)
辛亥革命网 2017-11-24 09:16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周新国 丁慧超 查看：
从这则材料看，孙中山以为革命已达到完全目的，意即袁世凯政府即是完全民国政府，是符合孙中山的愿望的政府。他认为，朱尔典出了不少力，使“列强从未干预”，要求袁世凯酬劳朱尔典。对于这个要求的对错我们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孙中山是满意于现政府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就自己孩子留学美国之事亲自致函袁世凯。
1912年12月17日，孙中山致袁世凯的信中说：“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则窃有一事奉告：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媳陈氏又有二女名及、，旨在美洲中学，据留学章程，后三人尚无官费之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饬有司准许此四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文之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这则材料本身并没有说及孙与袁之关系，但它从另一个角度是可以作为孙中山信任袁世凯的旁证的。倘若说孙中山仍然怀疑袁世凯，他是绝不会向袁世凯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他之所以提出，也就表明了孙中山这一时期对袁世凯信任是有一定基础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在去北京之后，由于袁世凯的两面手法，轻信了袁世凯，未能清醒地认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将其视为中国“难得”之能人而加以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也使袁世凯能够充分地准备对革命派的反扑。直到1913年3月25日他在日本得悉“宋案”事件的发生，才对袁世凯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举起了反袁的大旗，领导了“二次革命”。
三清醒——奋起讨袁
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于1913年2月11日乘轮船自上海启程访问日本。孙中山的这次访问，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华侨和留学生的盛大欢迎与隆重接待。孙中山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祖国的未来。他认真探索，仔细研究，而且满怀信心地说：“今日革命成功，祖国前途，大有可为。”
正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宋先生于二十二日午前四时四十七分，因伤绝命于上海铁道医院。”
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训人，它像晴天霹雳，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过来。孙中山迫不及待，立即启程返沪了。
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倾慕欧美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袁上台后，宋教仁竭力想以合法手段来牵制袁之统治。他四出奔走，到处游说，联合一些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而且国民党迅速发展，成为第一大党。按照《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在1913年2月，选举名单揭晓，国民党员在参、众两院的人数都是最多的，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人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政党内阁，而且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这就使得视权如命的袁世凯按捺不住了，他不愿内阁成为束缚他的工具。他曾经向杨度透露过自己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他决定对宋教仁下手，起初袁以利诱，但宋教仁并不买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于上海车站遭到暗杀，这就是“宋案”事件。
孙中山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晚在和黄兴商量对策时，黄兴主张“听候法律，与袁世凯相周旋。”孙中山反复陈述：“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起兵才行。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的，只有武力。”这时孙中山对袁世凯已有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幻想，他只想起兵反袁。
从此以后，孙中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袁斗争，直到袁世凯最终下台。
总之，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是变化的：怀疑、轻信、清醒是其认识的三个主要阶段。当然，历史是有其连贯性的，我们在这里加以分期只是出于说明的方便。另外，孙中山在1915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第一次革命，解职推袁，以免流血之祸，张方之难，自身入都而为之解，宣言十年不预政治，俾国人专心信托之，即东游一月，不啻为袁氏游说也。迨‘宋案’发生，弟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所测，且必有破坏共和之心，而后动于恶，故一念主张讨贼，以爱国之故，不能复爱和平也。”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孙中山对袁之认识的变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