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地区辛亥革命时期人物方鼎英(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进行“清党”。方鼎英对时任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国民党中央党部后方留守处负责人的朱家骅和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人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同时，对学校的“清党”问题他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属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事；（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他还说：“至于熊雄主任（校政治部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我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另请高明。”方的这些意见得到李济深的点头同意。于是三天之内，所谓“问题严重”的人差不多都已离校他去。4月14日深夜，他送给熊雄两千五百元港币，并用蒋介石乘坐的小汽艇送他离开黄埔军校。方鼎英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在黄埔军校三周年校庆大典上，方鼎英高兴地宣布：“三年来，军校已从步兵一种到骑兵、炮工、辎重及军工专科无不设立，从五百学生到二万学生，经费由三万元到五十多万元。”当年的学生说他是“一位和气慈祥的忠厚长者”、“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说，方计划作战跟蒋介石的作风完全两样。蒋介石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必关起门来，独运神思，考虑三天始成熟；而方“则对敌我友情，集思广益地尽情讨论，一经决定，便对照地图执笔疾书，倚马可待。可谓运用之妙各有千秋矣！

　　从追随蒋介石到与蒋介石分手

　　1927年秋，方鼎英因同情中共被迫辞去军校本兼各职。时蒋介石下野，方被李济深主持的临时军委会任命为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广州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去南京复职，蒋电询方鼎英意见。方当即回电说：“如要复职，惟继续北伐，才有政治生命，吾当率部追随。”蒋复电说：“一到南京，即行宣布北伐。”方接电后即率部前往。1928年春到达南京，十三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方仍任军长。5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方鼎英兼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后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沿津浦路向北追击溃退的孙传芳、张宗昌部。“二次北伐”刚一完成，方鼎英特地赶到北京，向在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守陵的蒋介石进言：“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次战役是告一段落了，可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矣。其次我们应该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者，取消不平等条约了。”又说：“诸帝国主义者中，对我们最凶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之敌。”建议采取“攘外以安内”之策，对日本“定一预备十年的军事计划”。还认为“只要能以党政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事隔几天，蒋介石任命方鼎英为胶东总指挥。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后，废军改师，方鼎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师师长兼步兵第二十八旅旅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常会也通过方鼎英为福建省省主席的决定，但方坚不就任。编遣会议之后，方鼎英内心非常痛苦，他在自传中讲到他当时心境：“吾知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如一经发动，则将不可收拾。而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之先声。此时各自保全力量之不暇，谁也不会存此国家危亡的观念了。吾即以病恳请退休，一再不准，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不久，部队调动频繁。吾知内战开始，必先向西讨桂，再北进讨冯，跟着讨阎，从此神州大地盖无宁日矣。”“故任蒋对我怎样安抚，我都无心考虑，对前途也就未去猜测。只因部队在身，交不出去，内心非常苦闷。”“盖吾这时与蒋，已是貌合神离矣”。

　　果然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方被任命为讨逆军军长，率部堵截桂军，使胡宗铎等部桂军被迫接受改编。讨桂结束后，蒋冯战争爆发，方鼎英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兼第四十四师师长。为防西北军进入鄂西，威胁武汉，方率领一路军从安徽开往河南，迫使孙良诚、宋哲元部后退至潼关，方乃率领指挥部进驻洛阳。

　　蒋冯之战宣告结束时，唐生智忽于12月初在郑州通电反蒋，断绝对方部的后勤接济，并密令悬赏5万元换取方的头颅。方正因蒋发动内战，与其志趣相背，便借机电蒋，请求辞职，将部队交与副军长。方即匿往北京转道南回，向蒋称病请假，隐居上海。方鼎英从此永远脱离了蒋介石政权，时为1929年年底。

　　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0年，方鼎英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后辞职引退避居湘西。同年春，方鼎英在上海组织了“革命同志会”，出版《怒潮月刊》，宣传“内战是自杀政策”，“力反内战以对日”，唤醒大家“不要忘记济南惨案血迹犹新，到必要时，不论中央与非中央，凡有部队的，都应采取统一行动，枪口一致对外，决不再为敌人造机会。”

　　“九·一八”事变前夕，新任驻日大使蒋作宾，接连来到方鼎英家里，请方担任驻日大使馆武官。方说：“你好大胆子，‘济南惨案’的血迹尚未干，你便敢去当大使？请问你，这个使命，怎样完成呢？”蒋说：“此所以要你去特别帮忙啊！”方说：“这个忙，我可敬谢不敏，望另请高明吧”。蒋被拒而去。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位蒋大使刚抵南朝鲜的釜山，尚未进入日本国门。他后来见到方鼎英时说：“你真厉害，看问题这样准呀！”

　　“九·一八事变”后，“革命同志会”与在野的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会和政府临时联合会议主席徐谦的“劳资合一小组”合并，改名为“抗日会”。方鼎英和徐谦分别负责军、政方面的工作。朱蕴山负责与中共及有关社会团体的联系。“抗日会”以“凡是抗日者皆为友，不抗日者皆为敌”为宗旨，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团结抗日；并秘密发行了《晨曦》、《怒潮》、《民岩》等刊物，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邓演达牺牲后，跟随邓的一批黄埔学生也转而和方鼎英合作。不久，李济深在南京汤山解除软禁，方专程前往南京，邀请李济深出任“抗日会”的领导。

　　1933年冬，方鼎英在香港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的谋划。他认为，发动反蒋抗日，光靠十九路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要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在各地响应这次事变。他主张事变要注意策略，不赞成“搞社会民主党那一套，辱骂国民党，撕毁孙总理遗像”的做法。他说，否则，将被“蒋介石作为借口，振振有词地讨逆”。谋划之后，方鼎英被推派到湘西组织“湖南抗日政府”，与粤、桂、黔等省联合行动。计划暴露后，蒋军随即封锁交通，并派遣便衣队谋杀方鼎英。他只好爬山越岭，躲避搜捕，逃到南宁，转辗回到香港。从此，“抗日会”的活动中心移到了香港。

　　1936年7月，方鼎英获国民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周年纪念勋章。“西安事变”后，方鼎英才以公开身份回到南京和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方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但是，其主任委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权亦独揽不放”。方仅在党政分会成立时，到长沙参加过一次会议，以后便从未与闻过分会的工作，一直闲居原籍新化家中。1946年9月，方被授予陆军中将。

　　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方鼎英致力于和平民主活动。他将新化原宅扩大规模，兼营一小型农场，表示自己“不再与闻政治，以释蒋介石疑”。实际上他经常秘密去香港，劝隐居那里的李济深开展反蒋活动，北上东北和中国共产党合作。1948年，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方派人赴香港与李取得联系，遵李嘱在湖南从事民革地下活动。他在沅陵、辰溪、安化、新化一带联络湘籍军界人士，组织了“迎解军”，并策动驻新化县湖南保安旅旅长周笃恭、副旅长黄玉谿等人，及新化县警察局、自卫队、时雍乡公所等起义。此外，他还印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供大家学习，发出了《告黄埔同学书》，规劝他们起义。同时，还组成了新化自救会，创办《三湘日报》，以对抗国民党新化县党部所控制的《新化报》，维护进步人士的言论自由，支持新化县县长伍光宗抗拒为国民党军队派伕派粮，筹集迎解经费。

　　这年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吴成芳来长沙，要方鼎英与唐生智合作，发动湖南和平自救运动，开展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他欣然接受了任务，与唐生智相约：唐负责湘南，方负责湘西，湘中则两人共同负责。他还派人几次策动宋希濂、李文起义，但未成功。1949年秋，他援助湖南省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起义。

　　人民解放军向湖南进军时，方鼎英利用黄埔的师生关系，派人到河南信阳与黄埔第四期毕业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联系湖南的迎解工作。他接到林彪复信后，便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接洽。不久，四野司令部驻军汉口，他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两道封锁线，前往汉口，向林彪等面告湖南的“迎解军”工作情况，受到林彪、陶铸、倪志亮等黄埔学生出身的四野高级将领的欢迎。经林彪请示毛泽东主席，方被委任为四野军事顾问。这年冬天，他应肖劲光的邀请，赴邵阳、湘西等地，协助解放军收编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

　　在新时代

　　解放后，方鼎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礼遇。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他还曾当选为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方鼎英同许多黄埔早期学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国家尚未特赦战犯之前，他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申请去监狱看望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勉励他们重新选择道路。以后，宋希濂、侯镜如等原国民党将领，每到长沙必登方府拜谒；陈赓、陶铸等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来长沙，也要上门与方共叙师生之情。196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恰逢方的寿辰，在京早期黄埔学生欢聚一堂，为方祝寿。

　　方鼎英晚年，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多次通过自己的袍泽，捎话给旅居台湾、美国、日本、香港的旧部下，规劝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方鼎英共生育有12个子女，大女儿方定孝，嫁给国民党复兴社头目贺衷寒。大儿子方定欧早年去了台湾。儿子方定坚曾任广东省农科院研究员。儿子方定韬曾任涟源钢铁厂三炼钢厂长、党委书记。其他子女散居在美国、日本和国内。

　　1976年6月1日方鼎英在长沙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1974年，方鼎英87岁时，曾作《八七感怀》七律一首，概括自己的人生历程，诗曰：

　　作辍人间八七年，艰难险阻味尝全。

　　驰驱南北东西地，阅尽风霜雨雪天。

　　起伏沉浮身受惯，忠诚老实志弥坚。

　　欣逢盛世欢无限，百岁超延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