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的生平(2)

　　应付黄兴

　　黄兴在明德学堂教书的时候，谭延闿在龙萸溪家宴会上认识了黄兴。谭迷信“看相”，看到黄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有神，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但由于黄是革命党，谭认为是危险分子，不敢和他亲近。

　　辛亥革命时，黄任战时总司令，在武汉前线指挥作战。湖南光复，谭延闿夤缘时会，做了民政部长。其时鄂军中新改编的一个部队，由宋锡銮(原任协统)率领，因作战不力，失掉重要据点，畏罪潜逃，拖着队伍向湖南逃窜。焦达峰接得黄电，立即派队沿江堵截。适焦被杀，谭登台，谭知道焦是同盟会的人，原受黄兴、宋教仁的指挥，焦遭冤杀，对黄无法交代。恰值宋锡銮已被湘军捕获，谭即电黄，故作姿态地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逃将宋锡銮经湘军捕获正法。并闻。”其时正当战事紧张，对湖南突变的内幕，黄还未明了，因即复电，嘱谭善维湘局，续派大军到武汉增援，其他可随时电商。谭延闿随后派代表去汉，详陈湘中一切，表示一切听命。黄对焦督之死，实极痛心，因大敌当前，对湖南事变，只好暂时容忍，对谭暂与敷衍，以免湖南革命已成之局别生枝节。以此谭对焦、陈被杀，又得以蒙混而过。

　　不久黄兴将总司令交给蒋翊武，自去上海筹划进攻南京的军事。谭延闿很敏感，马上又派代表携银十万元送交黄，作为进军南京的费用，借以讨好黄兴，并妄图进一步弥缝他对焦、陈被杀的罪责。

　　一九一二年秋，谭知道黄将回湖南视察，极力筹备欢迎，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以表崇敬开国元勋的“诚意”。黄兴听到谭改小西门为黄兴门，曾对谭的代表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作风，要不得。如果将黄道门(南门)改为华兴门，那倒是对当年华兴会同志们在南正街进行艰苦斗争的景仰。”

　　黄兴对谭延闿的为人，心中是有数的。有些同志怪黄没有为焦达峰报仇，向谭追问一个水落石出。据阳兆鲲说：黄兴在一九一六年的一天谈起焦达峰时说：“焦大鹏（达峰字）牺牲已经五年了，他对革命可说是交了卷。而我们对他的冤死至今还没有查出结果，对他是没有交卷的。”可见黄兴对革命同志不是淡漠的，当日对谭延闿谋杀焦、陈，黄未加根究，实由战事匆忙，湘局粗定，很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

　　讨好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当权人物中的一些曾在清朝居高位的官僚和世家出身的人们，进行笼络，借以分化瓦解。谭延闿正是袁要拉拢的对象之一，其他如阎锡山、汤寿潜、程德全、黎元洪、汤化龙、沈炳堃、王芝祥、陆荣廷、孙道仁等，都先后被袁收买或勾结过。

　　谭延闿曾派亲信秘书唐乾一(坤成)为驻京代表，每月交际费用达几万元。唐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人，在北京每天坐着漂亮的新马车东奔西跑，每两天大宴宾客一次。据唐自己说：每天必有一两个密电向都督报告京中情况。有一次，唐乾一请客，谈得高兴，他说：“我们都督和京中各方面的关系都不错，有不少是有着世交渊沅的。对袁项城和徐东海(世昌)的书信往来，都是亲笔，从不盖章。对大总统的信，称慰庭老伯大人。对徐东海的信，称菊人世伯夫子大人。这类信都是由我亲自递呈的。”唐乾一说这番话，原意在炫耀谭的家世和他在官场吃得开，却意识不到他是揭了谭的老底，留下了历史的真相。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大举反袁，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谭即取消独立，归顺袁朝。当时报载徐世昌有电嘉奖谭，谭复电云：“湖南独立，系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为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他自己把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丑态勾画出来了。

　　谭取消独立后，来到北京。袁世凯正是气焰万丈时，深恨谭的反复无常，便给他一个傲不为礼。传闻袁仅仅接见他一次，便把他凉在一边。谭耐心等了几个月，每天除到东兴楼、福寿堂、明湖春、丰泽园、便宜坊、致美斋和劝业场的小有天等处吃喝以外，就在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兜圈子，终于失望离京，暂时潜踪，跑到青岛作寓公，托庇洋人，苟全性命于乱世。

　　勾结吴佩孚

　　吴佩孚比谭延闿年长六，七岁。当吴佩孚率北洋陆军第三师驻衡州的时候，正是直皖势力发展不可一世的高峰。谭延闿却局促在湖南郴州一隅。经张其镗在谭、吴间奔走，拉拢他们的关系，因而成了好友。张其锽号子武，和谭有年世谊，和吴是老友，曾任吴的总参议。

　　张敬尧督湘时，军纪废弛，作恶多端，为湘人所痛恨。吴佩孚治军比较严明，对张敬尧所作所为，颇为不满，曾劝说过张，张却怙恶不悛。特别是当直皖矛盾已深，吴属直系，张属皖系，势难两立之际，吴佩孚断然从衡阳撤军北去，张敬尧既失去前卫，也只好随之逃出湖南。谭延闿得以卷土重回长沙，进一步加深了谭、吴之间的关系。

　　吴佩孚离湘后，曾驻防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正是盛极一时。吴有一个参议名叫葛豪，岳州人，原是吴佩孚的随从副官。谭为了讨好吴佩孚，遂委葛豪为岳(岳阳)临(临湘)警备司令，辖有两团军队。事实上是由付司令易凤俦(葛豪的姐夫)负责。吴佩孚远在洛阳，居然有葛豪这一旅部队驻扎湖南，粮饷完全由湖南担任。这就说明了谭、吴之间的关系异乎寻常。

　　赵恒惕得了陕西陈树藩的三十万元(一说五十万元)，即出兵攻打湖北的王占元。吴佩孚命肖耀南率军援鄂，赵恒惕被击破，在岳州吴佩孚的兵船上订了城下之盟。赵和吴佩孚并无深交，吴对赵其所以肯手下留情，据说是得到谭延闿的暗助。有人说：谭第三次督湘，被赵取代以后，赵随即派代表致送二十万元到上海，供谭花费。这一次又派人携了十万元送给谭，求谭在吴前为他缓颊。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谭延闿死在南京，吴佩孚从四川送来挽联，联云：“蜀道艰难，巫峡啼猿数行泪；长沙痛哭，衡阳归雁几封书。”其时李肖聃正在治丧处，看到此联，认出是吴的亲笔。从这付挽联，也可以看出谭、吴之间的关系。

　　投靠孙中山

　　谭延闿对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认为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革命党。民国成立后，经宋教仁向他详细介绍，才知道孙先生好学深思，一贯主张共和政治。癸丑(一九一三年)湖南闹独立时，谭对人谈及中山先生，虽有所赞扬，但并非衷心推崇和竭诚拥护。湖南独立失败，官僚们弹冠相庆，叫孙中山为“大炮”。这时谭延闿每谈到中山先生，仍是用绰号“大炮”作代名词。

　　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时，中山先生派人和他谈：湖南当南北之冲，应起革命前卫的作用。希望积极领导湘军，为民前锋。谭对孙先生的指示，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只是虚与委蛇，私下仍是或明或暗地派代表奔走广西和北京，搞他的见风使帆和投机取巧的手法。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赶出湖南。谭延闿被逐后，在上海作寓公，时常和杨庶戡往来。杨对谭说：“全国懂得革命的，只有孙中山一人，你要诚心帮助孙先生，政治上才有前途。”谭正处在四顾茫茫、无处安身的苦境，便托杨向中山先生输诚。恰值杨因事要去四川，就向中山先生推荐谭延闿接替他的秘书长职务。谭才第一次宣了誓，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算是他归附孙先生的开始。

　　谭延闿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一切奉命唯谨，凡是孙先生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亲自拟稿。有一天，孙先生接到廉泉（南湖）一封信，请他为良弼祠题一幅楹联。孙先生大为愤怒，对谭说：“反革命想拉我和他们做配享，真是做梦!我们革命为民权为公理，许多同志牺牲了，还没有来得及表扬，却要我为反革命题联，他们的无知妄想，深堪痛恨!你代我拟一封回信，教训教训他们吧!”谭随即拟了一稿：“来函具悉。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情笃故人，足征深厚。唯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常表一姓之忠，为便私图之计。今则所争者为民权，所战者为公理，民权既贵，则民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殷故旧，不忘麦饭之恩。在文则素昧平生，岂敢雌黄之紊。况帝毒未清，人心待振，未收聂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深恐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看宝刀之血在，痛及先民，临楮墨而心伤，难望我见。有方台命，敬乞鉴原。”这封信明明白白是开教训的，许多人见了都说：非孙先生的坚强意志，不能站稳自己的革命立场；非谭延闿委婉圆转的笔墨，不能写出这样的骈四俪六的书札。可怪的是：廉泉接到回信后，拿把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诸人看了，都认为民党领袖既有回信，就是殊荣，居然登载在精印的良弼纪念册《地老天荒录》中。

　　效忠蒋介石

　　国内军阀混战时，有人品评当代人物，指出：吴佩孚是“刚愎自用”，因为吴处事任性，从来不肯采纳旁人的意见。段祺瑞是“刚愎他用”，因为段把大权交给小徐(徐树铮)，任小徐去胡作乱为。而谭延闿则是“柔愎自用”，因为谭对人从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和人家谈话，总是顺着人家说话，好像他很能接受人家意见似的。其实，他心中有数，结果总是照他自己的意见行事。

　　蒋介石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和谭延闿的柔愎自用碰到一起，一刚一柔，互相利用，从无冲突。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年，从未发生过彼此过不去的事。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时，蒋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谭任第二军军长，第二军的一切都是受蒋控制的。宁汉分裂时，谭和蒋始终保持暗中的联系，这是人所共知的。谭延闿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实际上作了蒋介石的傀儡，也是人所共知的。

　　所谓宁汉合作，谭延闿就是当时的轴心。谭对蒋的反革命，不是不知道。只因“臭味相投”，所以一拍即合。

　　在谭延闿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几年中，蒋介石反革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有人向谭进言，应加纠正，潭付之一笑，反而替蒋涂脂擦粉，文过饰非，以换取蒋对他的信任。谭延闿效忠蒋介石，为时最长，作恶更多，是罪恶滔天的独夫蒋介石的得力帮凶。

　　谭延闿其人

　　不学无术 谭延闿出身科甲，对科场制艺和封建典籍，有着一定的造诣。可是当谭从事政治活动，已是反封建的时代了。作为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时应当具备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知识，那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他却一窍不通。谭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中厮混过很长的时间，并且窃居首要地位，从未发表过有关政治经济的文章和稍有像样的讲演词之类。柳聘农曾讽之为“不学无术”。有人说谭的一生，“书非三代两汉不读，官非选任、特任不做”。我亲耳听到谭说过：“要我像谭复生(嗣同)那样，洋书也读，‘帮书’(指帮会的“海底”、“香堂”之类的小册子)也读，我办不到。我曾试读过，读不进去。”还听说过：“见事行事，书有什么用!”追随谭将近二十年的吕苾筹也说过：“畏公从不在摩登书中找材料，而他的经济才是无与比伦的。”所谓“见事行事”，所谓“经济才”，无非是长期从他的大官僚家世和封建典籍中听吸取的，以及他自己长期在官场厮混所积累的那些投机取巧、尔虞我诈之类的肮脏东西。这就决定了谭延闿在革命阵营中混不下去，必然要背叛革命，滚到反革命阵营，则头头是道，官居极品。

　　相信迷信 谭延闿迷信旧社会的看相和算命。他常说：“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他认为人生富贵穷达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又说：“命运相连，才起作用。”在宿命论的基础上，加上他的那套处世和做官的运用，就可以飞黄腾达。从这个侧面，也暴露了谭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官僚的嘴脸。

　　擅长书法和旧文牍 谭平居无事时，喜欢写字，师法颜真卿，变体学钱南园。中年以后居高位，还写字当作消遣，有求必应。他的墨迹，流传甚广。还擅长封建社会和官场中的文牍。封建遗老们誉之为“写作俱佳”。他的作品，旧时颇为收藏家所珍视而加以搜藏。

　　好吃能饮 谭以好吃著名。家里雇佣名厨多人，经常宴客。有所谓“组庵鱼翅”、“组庵豆腐”等名菜，在官僚和商贾的酬酢间，脍炙人口。谭常说：“嫖、赌、吃、喝，人生四大嗜好。嫖赌同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谭善饮，酒量很大，饮的是绍兴花雕。宴客时，频频干杯，从不拒绝。饮到微醉，更是谈笑风生，笑话连篇，从不涉及正事。有人企图利用他酒醉，从醉后露真言中获得一些政情，无不以徒劳告终。

　　浑号水晶球 谭在旧社会的官场中，厮混了几十年，总算是官运亨通，失意的时候少。谭是精通仕宦之术的，靠的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即是他所自诩的“见事行事”。有人说谭擅长“混”，以“混”起家，靠“混”升官。谭的为人，貌似浑厚，心实险诈；外表迟钝，内却机敏。所谓“混”，仅是谭的应付环境的表现，也是他生平对付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诀窍所在。曾记得一九一二年在长沙，某天，贝允昕(浏阳人，律师，刘人熙的女婿)走访谭延闿，谭问贝：“近来怎样?”贝说：“混”。谭大笑，接着说：“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可惜混世魔王程咬金、混江龙李俊混得太粗野一点。若象《聊斋》上的马二混，混得多有意思啊！”谭所说的“混之为用大矣哉”，顿时传遍长沙，远及京沪，成为当时宦途中的“处世名言”。谭的一生，既以善混见称，遂博得了“水晶球”的浑号。谭死后，上海某小报还披露了署名“解组”的一付挽联云：“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去滚来，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寥寥几句话，可以概括谭的一生。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