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倡导教育救国

　　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危机迭起。救亡图存成了每个爱国者奋斗的共同目标，救国主义成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英勇奋斗，设计了一个个救国救民的方案，摸索着一条条富国强民的道路。教育救国，就是这样一个曾为许多知识分子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救国方案，就是这样一条曾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探索的图存道路。它的主旨是通过发展教育来谋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唯一有效的救国途径。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从立志教育救国到倡行自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的职业教育，他整整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奋斗了几十年。他的道路，既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锲而不舍、不断前进的奋斗精神，又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历程的时代特点。尽管黄炎培在这条道路上的求索未能如愿以偿，但由此而留下的丰富教育思想仍然是我们民族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本文试图通过对辛亥革命前黄炎培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实践的具体分析，联系当时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指出黄炎培救国道路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以期有裨于对黄炎培这位爱国民主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有裨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教育救国思潮及实践活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一

　　教育救国是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救国方案和奋斗道路。近代中国，在人们尚未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之前，大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自身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工作环境的局限，往往倾向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黄炎培从事教育事业，以1897年在南汇三灶乡担任塾师为起点，在教育救国道路上的探索则开始于1903年川沙小学堂的创办。辛亥革命前，他立足社会基层，开展以“兴教育，办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救国活动、力图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唤起民众的爱国觉悟，为振兴中华培养强健人才。辛亥革命后至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站在社会的上层力图利用行政的力量，批判封建传统教育，革新江苏地方教育，并进行了一番对教育救国道路的再探索，认定倡行职业教育是救国家、救民族于危机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黄炎培投身于职业教育的研究、宣传、推行工作，力图解决他所认为国家社会最困难、最重要的生计问题，并最终跳出了教育救国的圈子。爱国主义激发下的救亡图存愿望是黄炎培步上教育救国道路的出发点，爱国主义又是黄炎培跳出教育救国圈子的原动力，爱国主义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黄炎培教育救国历程的始终。因此，我们探讨黄炎培早期教育救国的思想与实践必须以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轨迹为出发点。

　　1878年（清光绪四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城厢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同近代许多爱国民主主义者一样，从少儿时代起，黄炎培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强烈撞击。一方面，他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前后三次应试，1898年在上海县学中秀才，1899年应松江府试列第一名中秀才，1902年又应江南乡试中举人。其间，从1897年始，他设塾授徒，从事旧文化的传播工作。旧文化的长期熏陶，使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学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家庭的感染、社会现实的刺激，使黄炎培对旧文化中合理的成份有了更深的理解，并成为他爱国主义思想勃发的思想基础。本来，黄家先辈就“颇以豪爽、耿介、尚侠、好义、作事精能，见称乡里，亲朋有事，尽力扶助，有难，尽力救护，寝成家风”，这一充满传统思想气息的优良家风，通过家庭生活的感染，潜移默化地在黄炎培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年幼的黄炎培或许并未能完全理解这一淳朴家风的深刻含义，但是，随着对旧文化学习的深入，特别是当少年黄炎培读到张载《两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两句时，细细品味；“吾与人类，与凡生物类，皆在天地间求全其生命耳，同类者视为兄弟，称为‘吾同胞’，异类者视为朋友，称‘吾与’，于情于理，皆至适当”。他似乎悟出了什么，从此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悉归宿于一点，即如何造福公众是也。”“造福公众”，黄炎培这一明显打有旧文化印记的理想最早在这里树立了起来。就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黄炎培总结自己一生，也毫无掩饰地说：《论语》中的“泛爱众，而亲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中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话语，是他“时时记在心头的几句话”。可以看出，在对旧文化的学习和提炼过程中，黄炎培接受了儒家“仁民爱物”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国家、民族观念。从爱心出发，他十分忧虑国家民族之存亡，同情人民生活之困苦，决心“托业于教育”，造福于公众。后来，黄炎培又把西方进化论思想揉进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构成其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这种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思想自然是唯心的，解放后黄炎培自己也认识到它是天真的，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人道主义的信仰推动着黄炎培体恤民生疾苦，力求造福于广大公众。正因为黄炎培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当他受到来自另一方面——整个封建制度腐朽没落、国家民族面临惨重灾难的强烈刺激时，才迸发出了满腔的爱国热情。

　　近代中国，农村的风貌往往最能体现国家的强盛和衰败。家庭生活的不幸，使黄炎培从小离开出生的城镇去乡村的外祖父家生活。这就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中下层人民，从而对社会的黑暗，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有较深的感受。“故凡农作之勤劳，生计之艰苦，吾深知之，且深悯之。”流浪儿惨遭痛打、地主残暴逼租、官吏敲诈索贿……看了这种“极度冷酷、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黄炎培“一肚子不平”。“民吾同胞”，“仁民爱物”的意识，激励着他不甘坐视，“要找办法”。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黄炎培下定了改造社会的决心，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则从另一个侧面激荡着黄炎培国家民族观念的彻底觉醒。

　　1894年，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这一强烈的震动惊醒了一代中国人。黄炎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中国有亡国的危险，开始觉醒”，“一时爱国心勃然而起”。痛定思痛，人们省悟到中国的政教不仅不如西方各国，而且赶不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师夷技”而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随之兴起，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在中国广泛流传。川沙距上海很近，得风气之先。黄炎培很快就接触到这种新学。在姑父沈肖韵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介绍新学的书籍，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他“清楚地记得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学说的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了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振奋民族精神的进步作用。黄炎培“很忧惧恶劣败者被汰于天行的凄惨，无可幸免，同时地也笃信到努力一分，必可占取一分优胜的成分，减却一分劣败的成分”。中国究竟将向哪里去？是坐待淘汰，还是奋起努力？复杂尖锐而又互相交织着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不免过虑并怀疑到国家前途究竟将变得什么样”？

　　历史的脚步告诉我们，忧国忧民往往是近代爱国者奋起的开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的影响，使黄炎培的思想眼界渐开，认识到遵守祖宗成法，循着封建主义的旧路，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凡吾所知的，应是吾所干的。”黄炎培当然记得这“从先儒遗言上得到的教训”，新旧思想的交互影响激励着他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催促着年青的黄炎培去探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1年，黄炎培考入南洋公学。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的精神洗礼和蔡元培先生的殷切教诲，黄炎培终于找到了自认为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南洋公学是1896年4月创设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其特班是根据章程“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的条款，于1901年刚开办的一个专门培养西学人才的班级。蔡元培担任特班第一班总教习。黄炎培适逢其时，恰恰在这时一举考中，成了它的第一批学生。把办学作为培养革命人材手段的蔡元培把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提倡民权、女权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他不但在课堂内常常告诫“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起民众”，而且在学生的“日记及课文评语中，多提倡民权之学”，每晚还轮流招二三同学座谈。他的主旨皆“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已之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忧蒙味，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蔡元培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教育救国思想也恰恰与黄炎培已接受的进化论思想相一致。进化论提出要从人类环境的角度去考察一个事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从这一角度看教育就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从国之治乱、王朝之兴衰来看待教育作用的狭隘观念，教育被置于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和前途、与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各民族竞争中兴衰存亡有关的地位；而这种兴衰存亡的关键，不在少数统治者的圣明，而在每个种族成员的优胜。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在物竞进化的环境中培养能与天争胜的“适者”。蔡元培的言传身教，使黄炎培内心的救亡方案明朗了起来，在他看来，国民的“醉梦若死”是国运不振的重要因素，因此，没有人民群众爱国觉悟的普遍提高，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理想，而通过教育的手段可以“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教育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先导。因此，他很快接受了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认为“外侮四逼，神州陆沉，空谈革新，不足以救亡，入手第一者，其教育哉”，“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黄炎培把兴办教育、创设学堂放到了救国先导的位置，并认为找到的是一条正确的救国道路。正因为这样，他十分珍视这段受教于蔡元培的学习生活，把它作为自己一生中“脱离旧社会，进入新社会”、“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的“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从此，黄炎培只期待着学成毕业，走上社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去摸索、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