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倡导教育救国(2)

　　二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勃兴，新陈代谢剧烈的时期。为了应付四面楚歌的局面，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统治集团不得不打出曾被自己践踏过的“维新”旗帜，开始所谓“新政”。兴办新式学堂，革新教育制度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的《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表明清末新教育制度形式上的确立。表面看来，它似乎比旧制度前进了一点，而骨子里却仍死抱封建传统，且带有一味模仿外国制度从而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的特点。譬如它规定小学生每周读书讲课占12小时，占每周总课程30小时的2/5，中学生每周读书讲课9小时，占每周总课程36小时的1/4。如果再把规定的每天半小时的温经时间计算在内，中小学生每周的读经时数更是多得惊人。这真是“当时之改行教育制度而将旧的——书院制、私塾制、考试制一笔勾销，并不是主持者真正明白新教育制度的优点与洞悉旧者的缺点”。不过眼见得外力日逼，国势日弱，特运用‘以其人之道而治其人之身’的推证而极力模仿其种种设施”。50多年前舒新城对清末教育的这番评论可谓入木三分，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再看科举制度，1905年，虽经清政府明令废除，科举思想仍潜藏于一般人的头脑中，即便是有些勇于改革的人，尽管热情满怀，但是，他们毕竟长期生息活动于近代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之中，思想言行不可能完全脱离科举思想的窠臼。有革新之名，无除旧之实，封建传统教育的气息仍然弥漫于清末教育界。这样的教育，只能养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帮凶，而绝不可能造就一批救亡图存人才。这种不合时宜的教育改革，也只能使教育形势“时进时退，结果得一敷衍之现象”。刚刚踏上教育救国道路的黄炎培，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状况下开始教育救国实践的。

　　1902年，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使黄炎培被迫中断学业，走出校门。这是他学业的不幸，而这不幸却又提前把黄炎培推上了社会的舞台，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1903年，黄炎培回到川沙故乡，抱着“为桑梓兴学起见，责无可诿，志在必成”的坚定信念，联合陆家骥、张志鹤等，冲破保守乡绅及川沙厅官等的种种阻挠，在建筑业巨头杨斯盛的捐助下，创办了川沙小学堂。黄炎培在教育救国道路上的摸索，由此迈出了第一步。从川沙小学堂的创办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近10年间，黄炎培趁着清政府推行“新政”，革新教育的形势，怀抱着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的坚定信念，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兴教育，办学堂”的教育救国活动中，先后创办并主持了川沙小学堂、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等新式学堂，发起或参与发起了川沙学务公会、江苏省教育会，并先后担任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所长、中国同盟会上海干事、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和江苏自治筹备处参议等职。黄炎培立足社会基层，积极从事教育革新活动，推行教育救国的思想，并因此饮誉社会，奠定了作为一个杰出教育家的初基。

　　“兴教育，办学堂”是1903年—1911年黄炎培教育救国活动的主要内容。探究这一时期黄炎培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注重传播爱国思想，培养有爱国觉悟的救亡图存人才。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办学来培养具有爱国觉悟的救亡图存人才，是黄炎培“兴教育，办学堂”的教育救国实践的基本思想。主持川沙小学堂时，“顾亭林、西乡隆盛等一生的事迹”，是黄炎培对学生津津乐道的内容。他不但自己常常在教学中讲，“国家前途的危险，要国家转弱为强惟有办学堂。至于吸鸦片、赌钱以及女子缠足，都是亡国弱种的勾当，万万要不得，以及外国怎样厉害，亡国怎样苦痛，各国快要来瓜分吾们了”等道理，来启发学生的民族意识、爱国觉悟。同时，他又常常鼓励同事们寓爱国主义内容于教学之中。浦东中学一位教师编写了《国耻地理记》作为地理教材。黄炎培高兴地说：这本书“是有用之作也”，并感叹“吾见君之作《国耻地理记》矣，虽然，吾安得复见有作《雪耻地理记》者一日乎？”夸奖、鼓励之意溢于言表。宣传爱国思想，很快成为一种共同的工作作风，在黄炎培主持的学校的教师中传播开来。当然，持久的爱国热情必须建立在对国家、民族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是激发学生爱国觉悟的有效途径。为了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主持浦东中学时的黄炎培专门组织家长会、校友会等定期召集学生家长、校友来校介绍社会实际并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流。他还定期带学生远足，一方面指导学生沿途宣传爱国道理，一方面通过“观山川之壮丽，物产之美富”，使学生“激起爱国心与爱乡心”。观“渔憔农夫勤劳之状态”，使学生“知生计之艰难”，观“古人遗迹”和由教师演讲轶事“来激发学生崇拜英雄之观念”。黄炎培还常常带领学生到群众中去，讲演“国家前途的危险，外国侵略我国的凶狠”，这种集合每每“呼者人山人海”，大大扩大了爱国思想的影响。

　　第二，注重体育训练，培养强健国民。黄炎培认为，“强国者先强其民”，体育是“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重要部分，又为垂亡国之救急要药”，强健的体魄是一个爱国者从事救亡图存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证。黄炎培一反旧教育“以好游为大戒，以闭户读书为修学之定律”的积习，对学生“教授之外重训练”。体操是川沙小学堂的日常功课，浦东中学的排课表中，体育课每周达4个学时，仅次于国文、英文课。除课内的体育训练外，黄炎培十分注重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其中远足和运动会是两种重要形式。在黄炎培看来，远足不但能激发学生的爱国觉悟，更重要的是这一活动“是以锻炼体格”，在德、智、体三方面“取神速圆满之效果”。为了避免“强之行远，违度之运动，反伤卫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目的，黄炎培根据“年龄之大小”，“体格之强弱”的不同情况，分别编队组织学生进行。近的走至六里，远者走近百里。龙华、松江、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常常是浦东中学学生远足的去处。远足是锻炼身体的良方，运动会则是学生体育训练成果的集中展现和检验。1907年11月10日，黄炎培主持召开了浦东中学立校后的第一次运动大会，木马、拳舞、大刀、铁杠、平行架、云梯等19个主要比赛项目，全面反映了学生的体育水平，会操等大型集体项目充分展示了学生的精神风貌。紧张而又热烈的场面吸引了4000多名观众。如此大规模的中学校运动会，为当时教育界所鲜见，一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也推动了体育活动在其它学校的广泛开展。

　　第三，注重实业教育，培养建国人才。救亡图存，需要富有爱国主义觉悟的强健国民，同时也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培养人才、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近代中国每个教育救国论者的共同愿望。要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必须冲破尊崇经典的传统教育模式。把发展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先导的黄炎培对此自然有着明确的认识。针对流行于教育界的科举遗毒，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教育使“今之为父兄者，每希望子弟之功名，不责其谋生之道，生利日少，分利日多。无利可分，而国民生计不可问矣。”他提出要避免这种“国民生计不可问”的危机，只能是“学堂宜重实业，……宜于小学校内设实业学科”，再呼吁教育界“注重实业人才之培养”。在尊崇经典盛行的清末教育界，黄炎培提出这样的见解，确是需要一番勇气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培养学生‘预备从事实业或进习专门学科’”，成为《私立浦东中学校章程》公开订明的宗旨，在实际办理中，黄炎培一方面将浦东中学校学生每周读经讲课时间压缩到仅1小时，另一方面尽力增加与实业相关的课程的学习。还把学生实习放到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常常举办实习成绩展览等，以提高学生的办事能力，注重实业教育，成了黄炎培这一时期教育救国实践的又一特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黄炎培已注意到了国民生计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实业教育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尽管这一设想是朦朦胧胧不成系统，却是他以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端倪。

　　三

　　救亡图存需要富有爱国主义觉悟的强健人才，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必须培养建设人才，振兴实业。黄炎培“兴教育，办学堂”教育救国实践的这些特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黄炎培思想认识水平。如果说那一系列对爱国救亡的教育宣传活动旨在唤起民众爱国觉悟、培养救国之才的话，那么，黄炎培对体育训练和培养实业人才的重视则反映了他对国民身体素质、振兴实业与国家前途关系的正确认识，反映了他对于国富民强的强烈愿望及所作出的努力。辛亥革命前，黄炎培“兴教育，办学堂”的活动，既服务于黄炎培教育救国的理想，又有力地震荡了壁垒森严的封建传统教育，同时也反映了黄炎培自身爱国思想的发展和提高。教育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当革命力量尚在积蓄，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高潮的时候，黄炎培的这些努力无疑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壮大，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事实也表明，黄炎培创办和主持的这些学校中的师生有许多在以后的辛亥革命中作出了贡献。可见教育救国这种改良办法，虽然同革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革命爆发前，改良往往成为革命的准备与先导。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是相辅而行的，革命不能抹杀改良，正如改良不能代替革命一样。教育救国的实践促进了黄炎培爱国思想的提高和发展。这就是在自身爱国思想发展、提高过程中，在蔡元培的引导下，1905年，黄炎培倾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又接替蔡元培担任了同盟会上海干事的职务，进行了一些联络同志、掩护革命志士的革命活动。

　　历史表明，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里，只有那些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改革才能为社会所关注和接受。黄炎培“兴教育，办学堂”的活动得到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以这一时期黄炎培主持最长、着力最多的浦东中学为例，它以强烈的时代感吸引着学生，牵动着教育界。“浦东的学生，也许是上海包括地域最广的一校，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几乎无省不有”，“教师多一时名流，人才辈出，为全国民”，“各地考察教育的，争来参观”，浦东中学的这种盛况，与同一时期“社会之人视学堂的为畏途，学堂为无用，承学之子，学不足以应用，力不能治生，则相率而去之”的惨景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反映了黄炎培教育救国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黄炎培也以其卓著的教育改革成果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成了当时享有盛名的“新派教育家”，并得以联络各地同志，参与发起居全国教育界领导地位的江苏教育总会。“家父办学，清末以此校（指浦东中学校——引者）起家”。黄万里教授的这一评论，真可谓知父莫如儿。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无不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有改革，便会有反改革，历来都是如此。黄炎培这一时期在教育救国理想支配下的改革自然也不能例外。1903年创办川沙小学堂时遇到的各种阻挠；宣传爱国思想又酿成“新场党狱”险遭不测，在杨斯盛和美国牧师步惠廉的鼎力救援下，才九死一生，在行刑令下达前半个小时，逃脱大狱，流亡日本。浦东办校又被控告造反谋乱而险遭暗算。旧势力的反扑，一方面反映了黄炎培教育救国的实践冲击了它的利益，动摇了它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势力的力量是强大的。恐怖的现实，使生活在屠刀底下的人们不可能没有顾虑，从而改变与旧势力作斗争的方法。于是近代许多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他们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润，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豪不含糊。在这艰辛复杂的斗争中，黄炎培逐渐养成了这种性格，并成为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总结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这样，也就决定了他“反对恶势力，从来没有领导推翻恶势力的计划和魄力”，而对着恶势力接踵而来的挑战，他也不可能奋起给予迎头还击，而只能在办学时打出“谨遵奏定章程”诸类的旗号作掩护，并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寻找一条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夹缝。正因为这样，在“兴教育、办学堂”教育救国实践中，当他面临打击时，既得到了工商界人士杨斯盛和宗教界人士步惠廉的支持和帮助，又得到了清政府官吏毛庆蕃的开脱，终于逃过了一次次不测，一步步走了过来。也正因为这样，参加同盟会后的黄炎培并没有成为一个激烈的暴力革命者，而继续进行教育救国活动，并与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交往甚密，参与了清末江浙资产阶级的立宪自治活动。“余恒以教育为宗旨，今之稍涉政界者，亦以助我教育上之一臂耳”。黄炎培涉足政治，却始终以教育为中心。江浙是全国立宪力量的中心，黄炎培是以参加立宪的政治活动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前，以同盟会员的身份参加立宪活动的江浙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仅仅是黄炎培一个人，沈缦云、王一亭、叶惠钧等同盟会员也参与了立宪活动。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界限并不能一概以参加同盟会与否为标识，参加立宪活动的所有人物，他们的动机是各有千秋的，对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复杂政治人物我们绝不能以人为的界限来划定他的政治属性。救亡图存、争取民主、发展民族经济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目标。这种共同的利益，有时便促使两者的合作与渗透，因而两者的界限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同时，如果清政府果真早日实现民族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议会政治，这对于革命派扩大影响、发展组织、准备进一步掌握政权，会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对于黄炎培以同盟会员而参与立宪活动，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在黄炎培身上的体现以及他对革命认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是从维持和发展教育事业出发的，而不是对革命的反动。更况且，辛亥革命高潮到来之后，黄炎培即以一个同盟会员的身份与陈英士等密切联系，并很快投入了这场革命。

　　在立宪运动的声浪中，1909年，江苏成立了以张謇为局长的资议局，黄炎培当选为常驻议员，不久又当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以这样的双重身份，怀抱着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教育救国理想和愿望，黄炎培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足迹所至，跑遍了江苏60余县的2/3，这是黄炎培一生“深入社会之初步”，在他看来，这“实予我们向大众学习之最好机会”。他对江苏各地的教育状况、社会经济、风士人情等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考察，从而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弊害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江苏省从来就为清末“各省所推教育之先进者”，出乎意外的是，所到之处，黄炎培常常为“私塾林立”、“学校费绌”，“招生极难”而感叹。扬州一地，“私塾多至二百四十余处，……而各小学学生特寥寥可异也”。探究其原因，“学堂有为学生父兄不喜者二焉；一体操；二读经钟点太少；三习字不用描红薄”，封建传统教育思想根深蒂固，严重地阻碍着教育革新的深入进行。学校“办事者不负责，负责者不办事，亦遂不负责”，以及官吏对学校经费的任意克扣的现象更是使黄炎培按纳不住内心的愤慨，而发出“学堂安望有成绩”的惊呼。现实的反思，使立志教育救国并积累了相当实践经验的黄炎培“深以力薄款绌，官长不能实力维持，旧时善堂绅士横加阻挠为虑”。深入推行教育革新，清除封建传统教育影响的决心悄然下定。对江苏教育实际的了解，为日后黄炎培抵制封建遗毒、革新江苏教育打下了基础。而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则为他带来了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黄炎培教育救国的思想及实践，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体现了黄炎培一心爱国，苦苦探索，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教育救国，尽管不是近代救国救亡图存的良方，但由于救国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艰难事业，特别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由于受内外敌人的联合压迫，敌人的力量相当强大，格外增加了救国的困难。这样无比艰辛的事业，没有各方面人才的共同探索、奋斗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辛亥革命前，黄炎培立足于以教育为手段，唤起民众觉悟，培养救国人才，无疑带有明显的革命倾向。黄炎培在教育救国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独特性格，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满腔热情和一片苦心。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