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人柳亚子(4)

　　毛泽东在诗后第三天，就亲访诗人和他同游颐和园，闲谈中提到诗人第一次和毛泽东诗中有“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念吴江”两句，毛笑着说：“我却没有这个权力给您呢广两人相视而大笑。为了遂他的心愿，毛主席又派车和人于同年五月五日陪同诗人去中山先生灵堂致祭，他又写下了《有感》诗两首：

　　主羲三民我讵忘，新民共产接青黄；

　　百年名世洪天国(谓中山先生)，一代牢骚盛孝章(自谓)。

　　杜默王昙赢痛哭，鲁阳夸父费评量，

　　终於联共成虚愿，一恸明陵泪满江。

　　诗人生平心折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两人，在二十年代就有“并世支那两列宁”的诗句了。

　　解放后，我在上海会见了诗人，他对毛主席领导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由衷的高兴。他也写了不少诗篇来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并表示他的态度，认为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决心以有生之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五、“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

　　诗人和我是忘年交，在三十年代，他主持上海市通志馆时，开始有了交往。我对文史研究颇有兴趣，得了他不少教诲，真是春风化雨，使我获益良多。他邀约我参加南社纪念会，记得一九三六年元宵之夜，我出席了南社纪念会第二次雅集，曾经听到诗人即席致词，期期艾艾地说：“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纪念革命。南社发起者三人，一陈巢南先生已故世，一高天梅先生亦早作古，仅本人柳亚子没有死!”当时社友徐蔚南说得好：“柳亚子没有死的一句话，简而有力，表明他个人意志和气慨：同时也代表了南社的意志和气慨!”全体鼓掌以示赞许。当时南社纪念会刊行《蔡柳两先生寿辰纪念集》，以纪念名誉会长蔡元培先生七十大寿，会长柳亚子先生五十生日的。我请爱国老人马相伯世丈为集子题了签；自己又写了《柳亚子先生印象记》一文刊在集中，藉以表达我敬仰之忱。

　　在抗战时，他从香港赴重庆，在桂林曾给我长信，宇里行间，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激励我这个后生小辈，也做了一些爱国的事，如向游击队输送药品布匹等，而有利于抗战。

　　抗战胜利后，诗人回到上海，交往频繁，对我更有帮助，有次谈到马相老曾将全部藏书捐赠于丹阳图书馆，在藏书运丹后，却毁于日寇战火，这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诗人对相老道德文章是很佩服的，尤其是爱国热忱，老而弥笃，深深感动了诗人，曾经写过诗句以表敬意，仅记得“一老南天身是史”一句了。所以他建议重行筹组图书馆，以纪念爱国先哲。后来成立了相伯图书馆理事会，由于右任、邵力子两先生和诗人担任正副理事长，我担任馆长，积极开始筹备，李宗仁将军赞助很力，惜内战火起无法进行，诗人也很感叹。

　　一九四八年间，我被镇江五县同乡前辈许秋飘，赵棣华、束云章、陈光甫诸先生联名推为“国大”候选人，我曾经给诗人写信要求指示，时他已去香港，来信叮嘱，千万不要做“猪仔议员”，真是语重心长，经过三思，接受诗人的劝告，而申明放弃竞选。解放后和我谈到这件事，还风趣地说：“你总算没有做“猪奴”。

　　我从和诗人交往中，感到他有正义感，明辨是非、嫉恶如仇，性格又坦率天真，不懂得人情世故，凡看不顺眼或听不入耳的，任性发些脾气，过后自己省察，觉得对的还是要坚持到底，不对的向人道歉，往往相释了彼此之间的芥蒂。的确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人”。

　　回忆诗人在抗战时，流浪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自比行吟泽畔的屈原，有一位画家尹瘦石，便把诗人作为模型画了一幅“屈原像”，诗人欣赏至极；郭沫若也写了《今屈原》一文，并赠以长诗，其中有“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等语。说来也巧，诗人逝世时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按照旧历计算，恰为五月初五端阳节，也就是屈原投汨罗江的一天。南社社友赵赤羽有诗挽他；“年年屈原节，凭吊共端阳”。我们的诗人，真是“今屈原”呢！

　　诗人身后所遗图书、字画、文物等全部献给国家，在苏州博物馆辟有“柳亚子先生纪念室”加以保存，而留永久纪念，在他家乡黎里故居也开放了。他的女儿无非、无垢合编了《柳亚子诗词选》，在一九五九年出版，八十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柳亚子诗选》、《磨剑室诗文集》等，他的儿子柳无忌编了一本《柳亚子年谱》，在一九八三年发行。

　　诗人在一九O三年来上海，由陈巢南、金松岑介绍加入上海中国教育会。后在家乡参加教育会同里支部和黎里支部，主张维新变法，在镇不能立足，又来上海加入爱国学社，经常来往家乡和上海，到了一九乙一年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七浦路租屋暂居，夫人和儿女同住，居然成了一个小家庭。过了二、三年，又回到黎里，有一段时期不出家门，到了一九二六年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留沪，住望志路永吉里41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对通过蒋介石所提修改“整理党务办法”事不满，托辞提前离开广州返黎里又是杜门不出，后为孙传芳指名查捕，乃偕夫人来上海住法租界贝勒路恒庆里，改名为唐隐芝，一九二七年四月返黎里，五月蒋介石炭派军到黎里查捕他，因藏复壁中获免，翌日化装渔人自黎里乘民船航行数日，始安抵上海，暂寓西门路润安里，不久赴日本，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返国，仍居西门路润安里，自是始定居在上海不再返乡，一九二二年一二八事变后，迁居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24号。一九三八年迁到辣斐德路577号(今复兴中路551号)。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三日离沪去港．辗转桂林、重庆等地。一九年十一月返沪，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因国共关系恶化，民主人士频遭压迫而去港，一九五O年十月十三日抵沪，将家藏明清以来的古籍、图书数千册全部献给国家，现藏在上海图书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离沪去京，诗人在上海时间也可说是很长久了，尤其都是在我们卢湾区。这样一位随时代进步而进步的杰出知识分子，革命的一代诗宗，应该留些纪念，如将诗人故居开放，以供人们瞻仰等等。但愿这不是一个老人天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