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传（连载五）(2)

1938年9月，朱理治（第二排右一）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与与会代表合影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他在会议上是最先起来发言的人之一，他以河南党组织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朱理治为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2月，朱理治与被派往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李先念等人一起回到河南，向干部、党员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豫南省委（亦称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和中共豫西省委；朱理治兼任中共豫南省委书记、省委军事委员会主任，李先念任省委军事部长、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他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协助于1939年1月底到达竹沟的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对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边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3月至9月，刘少奇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主要领导豫鄂边、鄂中、鄂西地区，重大问题转报党中央、刘少奇。他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曾先后派李先念和陈少敏，从竹沟率领近千名干部战士，到豫鄂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11日，朱理治以刘少奇和他的名义致电李先念、陈少敏等，指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创立与扩大正规部队，各地区的部队要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李先念、陈少敏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传达了这一指示，并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从此，豫鄂边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军。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具体办法后，豫鄂边地区的顽固派从制造磨擦发展到公开袭击、围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3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取消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4月又勒令解散统战机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并下令信阳县进步县长李德纯离职交印；5月，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下令扣押在鄂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陶铸和应城县进步县长孙耀华；9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中共领导的独立第五游击大队的“夏家山事件”。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人，朱理治预见到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必将更加嚣张，反共高潮即将来临。在他主持召开的省委8月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三项决定，即一、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以便应付突然事变；二、积极把握武器，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三、一般停止党的发展，注意巩固党的组织。在鄂豫边地区抗战发展的紧要关头，他认为要在敌顽夹击的局面中扩大武装，创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建立统一武装指挥，是豫鄂地区迫在眉睫的任务。于是，他一面部署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一面电报请示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提出“为应付目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豫鄂边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豫南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

　　9月下旬，刘少奇由延安回到竹沟，根据国民党加紧反共磨擦的斗争形势，为应付突然事变，决定撤销中共豫西、豫南省委，恢复中共河南省委，由刘子久任书记，并决定：“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器、教导队去信（阳）、应（山）、随（县）、桐（柏）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还决定“撤销中共鄂中区委，将其所辖地区连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并入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平汉路两边之游击队及豫南竹沟之武装合编为挺进纵队，成立统一指挥机关”。《刘少奇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0月12日）。

　　10月9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一部分干部离竹沟东进到新四军淮北根据地。10月18日，朱理治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在竹沟机关、部队的大部分约600余人南下四望山，进入豫鄂边敌后和李先念部会合。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泌阳、信阳三县常备队突然袭击竹沟，制造了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和朱理治有预见性的工作布置，大大减轻了抗日力量的损失。11月16日，朱理治，李先念等在四望山开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实现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统一领导的问题，决定统一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的中共组织，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整编这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平时同党领导的这些部队及地方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有较高威信，所以，上述合并和整顿工作很快得以实现。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的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豫鄂边创建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它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中共在豫鄂边区敌后的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新四军第5师的直接前身，它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为抗击日军和遏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磨擦做出了贡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指出：“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华中和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部署，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和意志。”《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新四军先念电》（1940年2月5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理治和李先念等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认为由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处于对峙状态，敌后根据地虽处武汉外围，仍然可以大大发展；但是也要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因顽固派投降，或因日军失败而使日军与国民党军对抗消失的局面。为此，朱理治特意写了《怎样做》一文，印成小册子发往部队。在湖北京山县的山区里，朱理治还接待了前来采访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以及为她做翻译的进步作家安娥，主持召开了欢迎她们的大会，高度赞扬了史沫特莱的国际主义精神。〖JP2〗

　　1940年3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豫鄂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以后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朱理治在河南及豫鄂边区领导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将近三年时间。这三年中，他面对强敌，不畏艰险，坚决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积极执行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组织千千万万的抗日大军，为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力量，创建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竭忠尽智，做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5月30日，陈云同志在听取朱理治关于河南工作与鄂中情况的汇报后指出：“河南党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了38800名党员，使竹沟成为了华中武装斗争与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组织了部队骨干，训练了3000名干部。”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党对朱理治这三年多工作的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