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问题，草创政见，实际上是这一阶段同盟会政治斗争的领导者和政治理论的设计者。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民初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评价宋教仁的功过是非，不能不考察他与国民党组建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宋教仁是民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实际的主持者。宋教仁何以亟亟于此？一些论者认为是其“醉心于议会政治”，对袁世凯妥协“绥靖”，甚至认为是宋教仁为了满足个人要当“总理”的私欲。这些看法不仅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也简单化了宋教仁的组党动机，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首先与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有关。政党政治一直是宋教仁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政党活动和政党理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把在中国建立如欧、美那样的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著作中，对政党理论的阐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指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宋教仁集》第747页。)宋教仁非常重视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国家政治状况如何，取决于运用政治的中心势力，“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政治必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弱而恶劣，其国政治必暗然失色。”而在共和政体中，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必然汇集于政党。(《宋教仁集》第747页。)强健而良善的政党是巩固民主共和的中流砥柱。政党代表民意与舆论的向背，对政治施加影响，政党又可通过其活动，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宋教仁还特别强调了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所谓政党政治，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通过这种在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政治就会日益向上，共和制度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政党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宋教仁集》第748、421页。)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阴谋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高潮。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集》第456页。)他希望以政党政治来与“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进行斗争，巩固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是宋教仁大力倡导组建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其次，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又与他为革命党人设计的政治斗争策略有关。同盟会在反清民主革命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第3页。)许多同盟会员所以力主对袁世凯妥协，让位于袁世凯，半是对袁恐惧，半是对袁抱有幻想。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一些人热衷于个人权势，蜕变为新贵；一些人遁迹山林；也有一些人转向实业，同盟会迅速涣散。孙中山虽然对同盟会中的妥协潮流不满，对袁世凯也存有戒心，但却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让位于袁世凯后，孙中山宣布“十年不预政治”，专注实业建设和民生主义的宣传，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斗争，放弃了对同盟会的政治领导，客观上使同盟会的力量更为削弱。

　　相形之下，倒是宋教仁的认识较清醒。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大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宋教仁集》第459页。)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独裁专制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同袁世凯较量。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宋教仁集》第489页。)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他说：“盖必须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宋教仁集》第490页。)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宋教仁集》第460页。)这是宋教仁亟于组建国民党的现实政治目的。

　　无论就其政党政治的理想来说还是就其现实政治目的来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动机都无可厚非。诚然，他过分夸大了政党政治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在封建地基未被彻底清理，政权被北洋军阀窃夺的情况下，仅靠合法斗争，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无法最终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同盟会内部严重涣散，主要领导人态度消极，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没有完全暴露，因而武装斗争不可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局势下，宋教仁力图以组建新党的形式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运用政党政治把一切反袁力量集中起来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主动积极的斗争策略，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