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2)

　　为建立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宋教仁进行了积极不懈的努力。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即倡导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1912年3月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其实力与影响日益孱弱的局面并没有改观，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已在共和党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政治不热心，公开后的同盟会既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核心，又未提出系统的政争策略，涣散依然如故。部分下层会员愤于革命成果的丧失，在各地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反抗斗争，但由于得不到同盟会上层的领导，这些斗争基本上流于暗杀、暴动等自发形式，既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又被舆论所指责。鉴于这种状况，在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宋教仁再次提出改组主张，希望通过新的改组整顿同盟会，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政党政治的需要。

　　宋教仁的主张得到了张继、张濯曾、胡瑛、魏宸组等同盟会重要人物的赞同。他们初步提出“以同盟会旧部作恳亲会，以为前清革命之纪念事业，即在会中拣选人才，另行组织政党，以吸收新党员、扩张党势。”(《中报》1912年7月11日。)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会上宋教仁等人正式提出将同盟会改名为民主党，“淘汰会员，改良组织。”(《中报》1912年7月23日。)这一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同盟会“经国中志士群策群力，数十年之辛苦经营，革命始达目的，”对此置之不顾，“未免忘同盟之名义。”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拥护之，不能更易一字。”宋教仁的提议遭到否决(《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就多数同盟会干部来说，对改组冷淡乃至反对，根本原因并不在改组本身，而在更易党名。这一情况因超然内阁风潮的发生而有了变化。(参见拙作《超然内阁风波与民初党争》，载《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1912年7月袁世凯在逼垮唐绍仪内阁后，又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内阁，使内阁成了他一手操纵的工具。袁世凯在这场政潮中能占上风，固然在于他依仗武力，但也借助于立宪派政党的呼应。风潮过后，袁世凯对立宪派政党刻意扶植，形势变得对同盟会尤为不利。这使宋教仁感到“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才能抵制袁世凯。而要实现责任内阁，限制乃至褫夺袁世凯的权柄，更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因而，他更加积极地倡导改组同盟会，创建新党。通过他一系列的工作，又迫于当时的形势，多数同盟会干部也认识到了组建新党的必要，转而支持宋教仁，赞同组建新党。

　　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具体政纲为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待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宋教仁集》第749—750页。)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为了扩张党势，吸收中间势力，在组党中宋教仁作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因此，国民党的建立曾使某些立宪派政党产生了幻觉，认为宋教仁“专选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政党出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同盟会员的误解，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致黄兴函》，《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2。)时至今日，仍有论者认为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是使同盟会向立宪派政党的政治立场靠拢，国民党是堕落的产物或毫无原则的政党。

　　如何评价新建的国民党，事关宋教仁一生的功过毁誉。如果联系具体的斗争实际，抛弃先验的教条，就会发现上述批评责难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首先，新建的国民党虽然人员较为庞杂，但整体上仍然属革命民主派。加入合并的四个政党，基本上是反袁民主势力，有与同盟会合组政党的客观基础。国民公党曾与同盟会呼应，反对袁世凯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在超然内阁风潮中，它反对袁世凯“混合内阁”的主张，要求同盟会阁员“各安其位。”(《中报》1912年6月24日。)国民公党中，不少人又兼有同盟会籍。国民共进会成立后，支持共和，对袁世凯有所抵制。它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应仿照南方办法，实行民选，以防官僚政治复活。它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王宠惠、陈锦涛、伍廷芳、徐谦等，或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共和实进会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时曾致函严词诘问，在南北商谈北京临时政府如何组织时，它支持同盟会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方案。统一共和党在超然内阁风潮中与同盟会一致行动，否决了陆征祥内阁的第一次人选，并揭露和批判了袁世凯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的行径。可以看出，这些政党政团虽然与同盟会有分歧，但又都是可以团结、应当争取的力量。吸收这些政党政团加入国民党，扩大了反袁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其次，在新建立的国民党中，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仍是核心，仍居领导地位。宋教仁是组党的主持者，孙黄二人对改组积极支持，“主持甚力，并愿取消总理制改为理事制。于将来清理党籍问题，黄克强君并愿完全负责任。”(《盛京时报》1912年8月16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宋教仁的组党活动对立于孙中山的策略，认为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大量资料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虽然没有亲自领导和主持改组工作，但支持改组的态度却很明朗。在解职后不久，孙中山即表示：“必须大众统一成一极大民党，始可监督政府。”(《中报》1912年4月15日。)在改组初步议妥后，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各地支部，认为所定宗旨、政纲“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辜，亦民国前途之福也，”表示“深为赞成。”(《孙中山全集》第2卷，395页。)他认为“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孙中山全集》第2卷，472页。)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致力于铁路计划而坚辞理事长一职，但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斗争策略、在国会选举中的方针仍十分关心，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