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一）(2)

　　孙中山通过总结西方各国发展现代化的经验，认识到了交通和铁路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出了：“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的著名论断。这一精辟的论述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宏观上科学地阐述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对于其后中国铁路建设影响重大，不仅对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铁路建设高潮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大力建设铁路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铁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驱，因而中国应优先发展铁路。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铁路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于我国疆域辽阔，资源较丰，人口众多，煤炭、矿藏、森林等资源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山区，工农业和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平原丘陵地区，长距离物资交流和大运量的客运异常繁重成为我国交通运输的主要特征。这决定了铁路运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今当国疾民贫之时，我国立国之本，当以修筑铁路为第一政策。”因而中国建设大业必须以交通事业为头等重要，交通则以修铁路为先。

　　孙中山还提出铁路建设需要超前进行。铁路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没有铁路运输，厂矿的建设器材、生产设备、原料和产品的运送就很难实现；广大内地和边远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流通只有通过快捷、安全、大运量的铁路运输来实现，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发需要铁路建设先行；此外铁路建设的周期过长，长大干线一般需要十年左右，应该及早规划安排，以便按期发挥效益。欧美国家重视铁路的超前建设，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这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于铁路建设的超前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针对当时一些目光短浅的国人对建设铁路的非议，强调：“建设之大计，当远测于十百年后，始能立国于基本于永久。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故国家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动，始可以作事；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输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譬之人而无手足，不能行动，不有发挥，即有聪明才力，亦归无用。是以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余现以全力筹划铁道，即为国家谋自存之策。”“须知国家以交通便利而强者，随在可证。世界最小之国家，其幅员只及中国一府之大，而强盛愈于吾者，盖以彼有交通机关，而吾无交通机关。”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论述修筑铁路的重要意义，说明铁路建设是一国富强之基础，“各国人民之文野，及生计之裕绌，恒以交通为比例。中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而文明与生计均不及欧美者，铁路不兴，其一大原因也。”“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英）里，合诸中华里数，则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国物产无不丰富，惟待开发而已。中国亦与各大国发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故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

　　3.铁路是全国政治联系、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的纽带。对于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铁路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认识到建设铁路的意义不仅在于发展经济，“以国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铁路皆有极大之关系。”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抵御侵略，增强民族团结，保障中国的兴盛和长治久安，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今日列强环视，我国若不急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日人必欲夺我之闽浙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西藏铁道路线，法人必欲夺我之云贵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但“我若及早自修（铁路），俄国政府无所借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领土”。中国一旦“完成目前之铁路计划，即所以促进商业之繁盛，增加国富，市场因以改良而扩大，生产得奖励而激增。尤其重要者，则为保障统一之真实，盖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今时机已至，中国将能自立以抵御外来之侵略矣。”

　　孙中山还指出，修筑铁路可增强民族团结，消除地区界限，由于无数条铁路干线“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之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因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弥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且路线敷设以后，则物产之价值势必增涨数倍。因此种路线，不啻将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于咫尺之间也。至地下蕴藏之采掘，金属物产之开发，其利益之丰厚，乃显而易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