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辛亥革命结束前陈楚楠的思想演变及其原因(2)

　　清政府保侨措施的采取和驻新加坡领事的设置，则进一步促使华侨普遍形成国家观念。他们的民族意识得以启迪，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自t九世纪六卜年代起，清政府访问新加坡的官员就络绎不绝。特别能说明清政府对争取新加坡华侨之重视的是老迈的李鸿章对新加坡的访问。1896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李鸿章不顾74岁高龄，也不顾海上长途跋涉和劳累，在途经新加坡而只能作一日停留的情况下，把一整天的时问差不多全用来接见与慰问华侨。清末，驻新加坡领事设置后，左秉隆和黄遵宪等领事又以提倡教育为主，竭力排除弊端，保护华侨的正当利益。光绪七年（1881年）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领事。他一方面竭力倡导开办义塾，抓紧儿童教育，在任期内办起了毓兰书室、广肇义学等学校，又设立家塾讲帐，一时问“学校林立，经诵之声，相闻于道”：另一方面，发起“会贤社”，作为成人教育机构：他还组织了“英语雄辩会”，引导侨生注意中国时事。继任的黄遵宪进一步将“会贤社”改名为“图南社”，并提高了奖金，扩大了辩题的范围。除了提倡教育外，左秉隆等领事还竭力为华侨争取正当权益，废除苛例，赎回“猪仔”。这一系列措施在华侨社会中造成了一定影响，在增强华侨的国家观念，激励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华侨对祖国的归属感得以增强。

　　家庭的影响也有助于陈楚楠对祖国的关注。其父亲陈泰就是一个较开明的商人。19世纪末，新加坡殖民政府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发展，拟征用沿海岸一带地皮扩建码头及仓库，后来又要扩建蓄水池，均选中了陈泰所拥有的地皮。陈泰为了协助新加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将自己的沿海地产及汤由路的600多亩菠萝种植园址（约占蓄水池占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捐赠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将上述两地先后命名为“陈泰坊”和“陈泰巷”以资纪念。父亲的大公无私、深明大义无疑对陈楚楠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其兄陈连局则曾开设“小桃源俱乐部”，作为华侨聚众会谈，讨论祖国和社会大事的场所。后来，陈楚楠也加入了小桃源俱乐部参加讨论，这促使他更加关心国事，思想也更为激进。

　　三、思想演变的原因：外因与内因

　　陈楚楠之所以接受维新思想与维新派在南洋的宣传休威相关。当时，维新思想在南洋传入早，宣传时问长，宣传的力度也较大。19世纪末，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先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传播。1896年至1899年，“好学会”等几个主要的华侨团体和《海峡华人杂志》、《槟城新报》、《日新报》等华人报刊陆续建立和创办。它们宣传各种变法维新的思想，鼓励民众讨论正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向日本和西方学习，革除旧政，实行君主立宪制，使维新思想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0年2月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到达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槟榔屿和半岛各地活动了一段时问，进一步扩大了维新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维新派的宣传骨干也较多。康有为到达新加坡组织分会时，梁启由、欧榘甲、梁启超、徐勤、汤觉顿、叶觉迈等也先后来到南洋，在他们的协助下，维新思想的宣传如火如荼，《戊戌变政记》、《文兴报》、《开智录》和《新民丛报》等报刊陆续创办。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南洋华侨特别是富商阶层追随了维新派，接受了这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并付诸于行动。闽籍富商邱菽园“率先从之附，且醵资巨万，为起兵之需。”他还被康有为推为南洋英属各部保皇会分会长。陈楚楠正是结交了邱菽园，因此也逐渐倾向维新。据其自称：“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知识。”维新派在支持维新和改良运动，宣传保皇忠君思想的同时也灌输爱国思想，“唤起我华人之正义感。”虽然维新派后来沦为守旧的保皇派，但是维新派的废除旧习俗，接受新知识等主张，却为陈楚楠提供了思想启蒙。同时，爱国主义情感的逐渐增长，也为他继续追寻救国道路加足了马力。当国内的维新派分化为保皇派和革命派，海外华侨维新派也相应的发生了分化时，陈楚楠也成为转向革命的华侨之一。

　　实现这样的转变是诸多因素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个人经历。其一，陈楚楠受过反清教育，心存反清思想。他的祖籍在沿海的厦门，从祖辈开始那里就是清政府海禁政策的牺牲品。抛开清军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说，仅仅是海禁这一政策，就足以使沿海百姓对清政府仇恨不已。而闽南又是郑成功抗击清政府的一个基地，那里的百姓抗清情绪十分强烈。据陈楚楠自述，在少年时期，他就听到同乡老前辈们讲述许多有关郑成功在闽南反抗清兵，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这些传说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反抗清政府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然，仅有个人经历的影响还不足以使陈楚楠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使他完成转变的最重要因素还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大力宣传。19世纪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侨众认识到清政府非但腐朽、落后无力救国，而且还要出卖国家利益以求苟延残喘，清朝封建统治者并不是救世主，而戊戌变法的流产也证明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此外，维新派领导者本身极端龌龊。他们欺骗华侨，搜刮金钱。在己酉，庚子，辛丑，壬寅四年问康有为、梁启超、梁启田、梁斯杰、徐勤、欧榘甲、陈继严等人用起兵勤王及兴办银行、设立书局等种种美名，骗取美洲华侨资财至少一千五百万元。1903年7月唐才常在汉口发动勤王起事也因康有为，梁启超扣押海外华侨捐款，改期数次而失败。事后，唐友秦力山等人先后到南洋找康有为算帐，邱菽园知晓内幕后即与康决裂。对于保皇派的丑恶面目，陈楚楠就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这是促进陈楚楠发生转变的最直接的原因。孙中山等革命派卓有成效的宣传和与革命党人的相识，也是陈楚楠思想实现转变的重要推动力。1900年秋惠州革命失败后，其将领黄福、黄耀延、邓子瑜等先后亡命南洋，兴中会员尤列也于1901年来到新加坡。他在牛车水悬壶行医，借行医之名向下层阶级宣传反清复明和革命排满，“颇得工农人士信仰”。于是尤列又在新加坡设立中和堂，会所上“高悬青天白日之革命军旗”．农工两界入会者十分踊跃。当时，陈楚楠等人听说尤列为兴中会会员，报国无门的他便与张永福，林义顺等人专程到尤列住所拜访，双方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相互往来。同时，由维新派转为革命派的黄乃裳也在南洋培养革命骨干，对陈楚楠等也多有启导，因此他的革命思想日趋成熟．救亡图存的愿望也有了更明确的理论指导，自此思想便迅速转向了革命。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陈楚楠的思想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历史环境的培植逐渐成熟，最终选择了革命这条道路。陈楚楠的成长过程折射出南洋华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变动过程。他们起初大多受到维新思想的启蒙，后来在现实政治教育和革命派的早期宣传下，开始认识到依靠清政府和维新派来救国是无望的，由此而逐渐投身于革命。不难窥见，无论思想如何演变，爱国主义精神矢志不渝，是他们不遗余力地为祖国革命做贡献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