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民初建制立法(2)

　　改革旧的并建立新的司法制度，是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是从废止刑讯入手。3月初，孙中山命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在命令中，他有力地揭露并谴责了清朝统治者刑讯的残暴，下令将从前不法刑具，一律焚毁。根据孙中山的命令，内务部除令京内所属官厅照办外，即咨请司法部速令各审判厅一律遵令办理，要求“无论行政司法，一律停止刑讯，以重人权，而免冤谳”（《临时政府公报》第28号）。

　　司法能否公正，与司法人员的素质有极大关系。3月26日，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议决法制局所拟定的《法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和《法官考试令》，坚持主张所有司法人员，必须经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任用。孙中山还极为重视健全律师制度，强调：“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俾资依据”（《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74页）。南京临时政府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这些改革虽只是初步的，但它表现出来的法治观念和主张，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民主性，有助于保护人民的权益。

　　保障国民权利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就强调：“革命党领袖的目标，就是要矢志保护中国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增订本）》，第393页）。通过立法程序制订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人民的根本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各种法律和规则，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奋斗的目标。可是，“编纂法典，事体重大，非聚中外硕学，积多年之调查研究，不易告成”（《临时政府公报》第47号）。因此，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原则，先发布了许多关于保护人民权利和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的法令，力图使人民能够从封建旧制度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孙中山多次发布命令，宣布所有人民享有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私权如私人财产所有权、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的自由；公权如选举权、参政权等等。孙中山还命令内务部严禁贩卖人口。

　　孙中山久居海外，深知海外华侨的状况，特别对国内穷苦同胞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贱价买去做苦工的非人生活，痛心疾首。为了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他在3月19日，一面命令广东都督严禁再有买卖“猪仔”的事情发生，一面命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的办法。事实上，当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实践上已在“实力推行”保护华侨的外交政策。

　　1912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二)，荷属爪哇岛泗水华侨集会升旗鸣炮庆祝民国的成立，遭到荷兰殖民主义者派马队武装干涉，强迫下旗，撕烂国旗，并当场有3人被枪杀，1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华侨罢市抗议，荷兰当局出动军警强迫华侨开市，又逮捕400余人，华侨先后被捕者达2000余人。事情发生后，荷属巴达维亚、泗水华侨急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迅速同荷兰政府严重交涉。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6日致电荷兰外交部，严正要求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经过反复交涉，荷兰政府不得不接受惩办凶手、礼葬死亡华侨并抚恤其家属、医治受伤华侨、赔偿华侨财产损失、对华侨与荷兰人同等待遇等条件。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对外交涉，清朝政府一向屈辱。这次对外交涉能取得较好的结局，是民国成立后在外交上的重要成果。

　　在保护人权方面，南京临时政府还宣布赋予广大妇女以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晚清以来，妇女自求解放的运动已经开展。武昌起义以后，许多妇女更加积极地起来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她们有的组织“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募饷团”，为革命军筹募军饷；有的组织“劝募手工业御寒品会”，为革命军劝募手工御寒品；有的参加红十字会；有的组织妇女军事团体，如妇女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有的组织政治团体，如女子参政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等组织，有的还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参政。这种男女平权的要求，孙中山明确给予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正值战争期间，各地学校大多停办。因此，如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使它们适合共和制度，并让各级学校有所依据，迅速开学上课，便成为一项急不可缓的任务。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认真研究各国教育制度，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在1月19日颁布。《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科教学内容，必须合乎共和民国的宗旨，清朝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教科书的内容有不合共和国宗旨的，各书局要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与教育部；废止小学读经；废除旧时奖励出身，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学堂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等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

　　2月1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十一条，规定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各种暂行课程表，令各校遵行。继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暂行课程标准后，又就高等教育课程，通告各省“《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暨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此外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滥用”（《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接着，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做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页）。

　　为了普及教育，临时政府还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拟订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立社会教育司，同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有了专门的机构。2月2日教育部通电各省要求推行社会教育，并指出社会教育当今的急务，应从宣讲形势人手， “至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当此改革之初，人心奋发，感受较易”（《临时政府公报》第32号）。

　　制订《临时约法》

　　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临时约法》由参议院主持制订，自1912年2月7日至3月8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讨论，通过二读、三读手续，最后通过，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于3月11日正式颁布。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是根据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代议政治”等原则而订立。《临时约法》的精髓，在于它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临时约法》宣告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民国的合法性，彻底判决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的规定，对于促进人民的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鼓舞人民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以后，围绕着对《临时约法》是贯彻施行，还是破坏和废除这一根本问题，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之间，开展了长达多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