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危机(2)

　　借款无望

　　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关税款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各地革命政权都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这就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于财政危机的严重困扰之中。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引起内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现款以进行政府工作的问题”。鉴于实际情况，“内阁在不很长的时间内便认识到：如果要组织一个有效的行政当局，并从目前革命各省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中建立秩序，必须在其他方面立即寻找新的财源”。他们作出的一项决定是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但结果却并不很妙。虽经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9页）。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华侨购买的。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了100万元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继停市的尴尬局面。这样，便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将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国的财政贷款上。

　　取得外国的财政贷款，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热切希望的。武昌起义爆发后，还在海外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关联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力图从外国取得借款。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即10月14日，他致函英国金融界代表，呼吁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的财政金融界人士，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支持。10月底他离开美国到英国后，通过中介人约四国银行团代表商谈，希望他们停止给清朝政府贷款，并向共和新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他强调“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当脚跟站稳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寻找到更多的贷款，我们就能给这次民族革命予以更重要的保证，以扩大我们的行动直至取得全面的胜利”（《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增订本）》，第387—388页）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接着，他又去巴黎会晤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要求法国金融界立即或在最短期间内，贷款予革命临时政府，仍遭到拒绝。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决定选用陈锦涛。当时，黄兴曾提议张謇或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未采纳，认为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0页）。陈锦涛上任后，虽被授予募筹款项以满足临时政府急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贷款，却迟迟没有取得进展。尽管这样，孙中山仍对西方列强寄以希望，相信西蒙在拒绝他的贷款请求时所作的承诺，即所谓“一旦民军建立一个为全国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之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6页）。但孙中山的希望还是落空了，直到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外国借款还是杳无音讯。

　　军饷棘手

　　外国贷款久盼不至，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却无法长期拖延下去而日趋严重。其中，尤以解决所属军队的饷银问题，最为紧迫和棘手。临时政府成立前，军饷问题已使革命党人感到难以应付。1911年12月11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一份电报中说：“南京的情况相当平静，但缺乏现银发放军饷使官员们颇感忧虑。昨天，浙军几乎发生兵变，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饷银，只是由于答应今天补发欠饷，才使他们平息下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301页）。临时政府成立后，这方面的压力越来越重，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当时，聚集南京的各省军队不下数万人，其军饷供应亟待解决，而临时政府无法满足。于是，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云云”（《黄兴集》第100页）。

　　正当临时政府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各省军政府不但不能帮助它分忧，有的还向中央伸手，进一步加重了临时政府的负担。岌岌可危的财政危机直接威胁着临时政府的生存。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535页）。由于资金枯竭，临时政府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危急状态。当时的情景，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曾有回忆：“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监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借几十万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期，第24页）。

　　北伐夭折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没法摆脱，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革命党人北伐的夭折。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南方已光复各省的北伐呼声已经很高。仅上海一地，从光复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各界组织的带有群众性质的军事团体，就有25个，参加的人数共4万多人。这些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公布组织章程，号召从军，许多爱国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他们设立办公地点，筹募军饷，进行军中训练，积极准备出征，气氛极为热烈。这些群众性军事团体，有不少在北伐中立下了战功。如学生军400余人随沪军刘基炎部开赴烟台，光复黄县。志愿决死团500余人奔赴武昌，被编为近卫宪兵。北伐先锋队120余人开往徐州，防御北军南下。各省旅沪人士在上海组织的北伐队，有些在回乡驱逐清军的战斗中也发挥了作用。

　　在南方各省中，最先把北伐付诸行动的是以姚雨平为司令的广东北伐军。该军一混成协约8000人，在12月28日开抵上海。这支军队有华侨财力和人力的支持，装备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可是，尽管南方各省军民有着北伐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当时南方各省已经确立了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总统、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的方针，加上南京临时政府尚未成立，当时的北伐，只能各省自行其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是坚决主张北伐的。他就职后的第四天，就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兵北伐。他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7—8页）。1月6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1月9日，黄兴领导的陆军部成立。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同时制订了六路北伐的计划。之后，已经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立即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到淮北的固镇同清军张勋、倪嗣冲部发生遭遇战，大破清军，一直追击到宿州城外。接着，又与清军战于宿州城外，清军又大败，退出宿州。北伐军乘胜前进，不战而取徐州，张勋退往山东。

　　继姚雨平、柏文蔚率北伐军沿津浦线挺进后，孙中山在1月12日命关外都督蓝天蔚率“海容”、“海琛”、“南琛”三艘巡洋舰，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北伐，并有权节制北伐的沪军。1月16日北伐舰队开抵烟台，受到已宣布光复的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接着，沪军北伐先锋队刘基炎部2000余人，从上海分乘新铭、新昌、公平、太顺等四艘轮船，在1月20日到达烟台，先后分兵占领登州等地。从此，烟台成为北伐军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但是，蓝天蔚准备在辽东半岛进军东北的计划，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1月20日，日本“音羽”舰将校到“海容”号上访问了蓝天蔚，拒绝北伐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最后迫使北伐军不得不改为在貔子窝附近，经花园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区以外一带地点登陆。

　　孙中山所组织的六路北伐，实际上除宁皖和淮扬两路在1月中旬沿津浦线北上，烟台、关外两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京汉、山陕两路并无动作。这主要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已经以议和为主。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确实一度不愿与袁世凯妥协。但他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的“举袁”方针、同袁世凯中止议和。而严重的财政困难，也束缚了孙中山的手脚。

　　在他筹划北伐时，财政危机的阴影已不时闪现在他的眼前。他曾特别强调财政问题是决定北伐成败的关键。1月26日，他在给陈炯明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2月6日，他又在一份批示中说：“现在中央财政极形困难，而整军北伐需款，殊深焦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l—42、62页）。黄兴在致张謇的一封信中谈到北伐由于受到财政困难而受阻碍的情形，说得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52、53页）。胡汉民忆述，黄兴面对“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的局面，曾写信给他和汪精卫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4页）。可见财政困难的沉重压力，是导致北伐夭折和促使孙中山终于决定让位于袁世凯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未及百日便告夭折。据记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曾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4页）。他就职后的经历和结局，可以说是被不幸而言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