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黄埔军校革命精神的构建(2)

　　“智”，就是要有知识、聪明有智慧，学会“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

　　“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之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仁之种类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共和国之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国与民弱且贪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无前”、“临事不避”。孙中山说：最流通之用语就是“不怕”二字。孔子有云：“勇者不惧”，“即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军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义”，“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才是“真正军人之勇”。所以，军人之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长技能”就是学会新的战术，能耐劳、吃苦。“明生死”，就是“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气，从事革命事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

　　然后，孙中山就强调，每个军人都要有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说：“军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国家之责任，改造国家者，质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坏之后，加以建设之谓。”负此责任，全在我们的决心，决心于何见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在桂林军政学界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孙中山又发表演说指出：“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来，一齐同心协力建设这个新世界的新中国。”

　　早在1899年12月，梁启超就写过一篇“中国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国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梁启超说：日本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之于四万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吾中国向来薄视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尚武之风。“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钤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无魂之兵者，犹无兵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梁启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视树立军人的爱国和自爱精神，并指出：“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这是他对清政府的军人缺乏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精神，造成国家有兵等于无兵被列强侵略，欺凌、掠夺和奴役而发出的感慨。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著有《中国的兵》，他在一篇《无兵的文化》文中指出：因为中国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来吃了亏。他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因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后，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变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简单说来可称它为“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说：“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专政，最高的军权操于一手……皇帝是大军阀，实力雄厚，各地的小军阀不敢不从命。”“而乱世中央的大武力消灭，离心力必然产生许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军队衰弱，甚至消灭；有力的都是各地军阀的私军。”“最近一百年来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向中国进攻”。所以，我们能救中国的还是中国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但救中国的首先是中国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国民的觉醒，发展军事和文化，用文武两种力量兼用，不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能力，中华民族也具有复兴的新养料。雷海宗的文章说明中国皇帝以及各时期统治者与军阀势力的关系，也陈述近代以来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势力，兼施侵略中国的情况，中国没有被列强国家消灭是因为中国虽没有兵的文化，但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觉醒，所以，他强调只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势力妄图同化中国也很难，文化不至消灭，“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视对军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吃了亏，受人侵略和欺压是因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军队。有军没有精神等于无军，有军无思想无文化也等于无军，学者呼吁为国立军，并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的军队，这些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转变也有启迪。所以，孙中山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革命是求进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我们要人类和国家的进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专恃物质，“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生也。”孙中山为了建设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的军校和军队，特别重视对于革命军人精神的构建，这是他总结革命过程中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进步。

　　1924年1月27日，还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开始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他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2月4日孙中山便发布命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6日，又决定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处，并指派蒋介石、廖仲恺主持筹备处工作。从2月8日至5月8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共开会32次，说明他们很忙，很重视军校的创建。2月12日，孙中山在南北统一纪念日庆祝会上讲话又强调：辛亥革命之初，“其时诸君个个心理上均非常之热，责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牺牲性命，陶铸共和，抛掷头颅，推翻帝制。结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继而武汉起义，不旬日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当时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经统一，中国因争权利者几年，互争党见者几年，互争地盘者又几年，至于今日时局四分五裂，谈起革命事业为后世诟病。抑何前后大相径庭，至于此极？推原其故，在于当时人人只知革命应尽义务，勇往直前奋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发财升官思想，故极十余万之大兵不能收复惠州。前后得失，瞭如烛照。此后诸君因革命奋斗，当牺牲权利，革去私心，时存国家观念，改良政治，则民国前途之幸。”

　　由此可见，孙中山总结以前革命经验教训，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势力等野心家为争权夺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终于形成建立一支为救国、救民、救世的革命军队所应具有的精神和担负的历史使命，便为黄埔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确立了目标，这是孙中山的重大贡献，也为黄埔军校的成功和名传海内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