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关于袁世凯的复出，一直流传着一个成说：清廷起复诏下后，袁世凯和徐世昌密谋了六项出山条件。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证实，这个成说纯属虚构，徐世昌其实是积极谋划并主张袁世凯复出之人。袁世凯重出后启动南北议和，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是实行君主立宪。然而，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革命党的“策反”政策，使袁世凯在派唐绍仪同南方议和谈判时，已经心存有共和总统的选项。经过反复榷商，袁世凯亲手修改清帝退位诏书，南北与清室三方达成共识。辛亥革命进入和平轨道，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国民免遭了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这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

　　武昌起义，革命军兴。清王朝上下，都把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一人身上。然而，数月之内，袁世凯不仅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而且还堂而皇之的亲自取代了它。再加上以往他同清朝皇室的过节与恩怨，于是乎，从坊间传说到严肃史籍、专业辞书，神化其能量与手段，鬼化其心迹与作为的描述便接踵而生。但考诸历史实际，则多有不实之词。

　　一所谓袁徐密谋出山条件

　　袁世凯复出的历史轨迹十分清楚。1911年10月14日（中历八月二十三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15日，致函奕劻复命。16日，拜折谢恩，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等等，史实清楚，并无太多费解之处。

　　但是，对于袁世凯的复出，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成说：清廷起复诏下后，袁“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凯”，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简称之为“政治六条”。这个“政治六条”被认为确据而在海峡两岸的权威史籍、专业辞书到坊间小说辗转引用。而陈伯达据以引申的名言：“他对满清朝廷这末说：你如果不给我全部权力，那末，我就不能够保护你。他又对革命方面这末说：你如果不给我全部权力，那末，我就能够绞杀你”，更是作为论定袁世凯两面手法“窃国大盗”的主要依据，且被大陆史学界和全社会奉为经典性的权威论断。各种书籍引用的六条内容大体一致，文字小有出入。引用者大都无来源出处以及日期，也有具体论定为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者。以笔者的有限涉猎，最先引用这个六条的是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著《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不支持这个来源不明的袁徐密谋六条之说。

　　第一，徐世昌不仅不反对袁世凯出山，而且是以内阁协理大臣的身份，积极谋划和主张袁世凯复出之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次日，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朝，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首先提出起复袁世凯的主张。这是张镇芳从奕劻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是准确无误的。徐岂能在一个星期之后，又密谋拒不出山的条件呢。

　　第二，清廷起复袁世凯诏下，奕劻已经派了阮忠枢赴洹上劝驾。袁世凯己经表示了应诏出山。袁世凯在拜折谢恩的同时，提出条件的折子己经递送内阁奕劻、徐世昌处了。奕劻又怎能在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再派徐到洹上劝驾，袁又怎能再第二次提条件呢？

　　第三，在袁拜折出山前后，袁徐之间函电来往频繁，无须另有密谋。袁有复徐信一通谓：

　　菊人大哥中堂阁下：顷复一电，计当先达青览。适又奉手书，具承一一。朝命严迫，不敢固辞。惟日来感受秋寒，牵动旧恙，颇形委顿，须稍加调理，方可就道。知关厪系，谨用复闻。承荐王总兵汝贤等四员，均系可用之才，弟所素知。惟暂尚无事可办，拟俟各节议妥，定去再电招来此，以副雅意。袁发信在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即拜折出山之次日，徐的来信当在清廷下诏起复袁一两天之内。这封短信提供的信息量颇为丰富。它表明，在袁应诏复出前后之三数日内，二人函电交驰，往复共有四通。徐的来信是派一位申姓道员专送，可见其谨慎及重视程度。两人的来往电报及徐之来信，今尚未得见，但据袁的复信内容，可以推知，当是劝驾和荐人。这可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朝时徐首先提出起复袁的主张遥相呼应。徐向袁推荐四员将领，袁都接受了。这些都表明，袁徐二人北京洹上紧锣密鼓地在运作、商讨，哪里再用得着到了10月20日徐来洹上与袁订立拒绝出山的密谋呢。

　　第四，公私记述表明，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至袁出山前后，徐世昌一直以内阁协理的身份，在朝廷处理公务，从未离开北京一步。据《徐世昌日记》的记述，从八月二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至九月初，每天都是“未明起，入直”，散后回寓小憩。廿二、廿五、廿六、廿九日午后都曾到内阁会议，或赴内阁公所。廿三日曾到寿皇殿随侍皇帝行礼。廿八日曾被召见两次。每天都有客来客往。廿、廿一、廿二、廿四、廿五、廿七各天还记有具体的客人姓名。官方档案《上谕档》中，徐世昌对上谕有逐日的签署，并无请假或旷工的痕迹。两相互证，并无不合之处。八月二十九日即10月20日下午，徐世昌在内阁公所，怎么可能跑到洹上同袁世凯密谋呢。即使是怀疑《徐世昌日记》有造假或事后修改，但召见、内阁会议这类事，恐怕也是很难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