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辛亥革命(2)

　　一个最不争的事实是，清廷起复袁世凯，袁世凯应诏出山，都不是依据政治六条，就说明六条的不存在。而且还需要做进一步剖析的是，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革命军兴，一举拿下湖北省城武昌，这是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最成功的一次，天下震动，不言而喻。但在清政府决策层看来，局面仍在其可操控的范围之内，它还不是直接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心腹大患。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的认识颇具代表性。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张镇芳来京拜谒奕劻后，致信袁世凯说：庆谓，此乱若不及早扑灭，深恐蔓延。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清政府没有覆亡的危机感，当然，也不会以接受“政治六条”作为换取一个逐臣起复的条件。在袁世凯徐世昌一方来说，其时武昌起义仅只数日，革命政权尚在襁褓之中，革命造成的危机，尚不足以成为袁世凯与清廷政治交易的筹码，他们手里也没有以“政治六条”要挟朝廷的资本和实力。袁世凯以罪臣起复，他怎么能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向朝廷提出与自己重新出山毫不相干的攘夺中央军政大权的条件。徐世昌是皇族内阁的汉族协理大臣，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为朝廷遴拔湖广总督新的人选是其首要的职责，起复袁世凯之议，不论是不是他首先提出，但最后决定起复袁世凯，他则必须赞同的。而在起复袁世凯的诏书颁布后，作为当朝宰相的内阁协理徐世昌，竟然私出京城，跑到洹上村，同一个罪臣密谋拒绝重出的条件，这都是为制度所不许，且违背常识的。

　　“政治六条”之说源出何处不详。查辛亥革命时期，新闻媒体报道袁世凯出山消息甚多，但不见有袁徐密谋“政治六条”之事。民初，袁世凯生前死后，有关袁世凯的著述已有陆续出版。例如，以反袁为标榜的《黄远生遗著》、《袁氏盗国记》，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如《袁世凯轶事》、《袁世凯轶事续录》、《袁世凯全传》（以上均1916年）等，都未提及“政治六条”之事。仅《最新袁世凯》一书，提及徐世昌到洹上，但不是密谋，而是劝驾。可见，“政治六条”一说的出笼，当在袁世凯死若干年之后。

　　二从君宪到共和

　　袁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即“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在洹上会晤荫昌后复冯国璋信中也曾大言：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但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从革命军起至他南下督师这不足一个月之内，东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先后宣布起义“光复”者多有，而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各省督抚疆吏，以及军队的将领们，旧的将军提镇，新的镇统协统，率皆望风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更鲜有率师“勤王”者。南北各省绅士亦无一人团练自卫者，相反，却不乏在革命军兴以后，奋勇加入革命队伍，奔走联络革命军者。总之，其形与势都与60年前镇压发、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袁世凯很快就认识到：“悉索敝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渙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

　　于是，到袁世凯督师南下之时，对革命军采用的政策和手段，就由“剿”变“抚’’，即在军事重压下谈判和平了结。众所周知，袁世凯在南下督师期间，即派蔡廷干、刘承恩前往武昌，同革命军方面进行议和试探。在他出任内阁总理后，即正式启动南北方议和，派出了唐绍仪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团南下，进行议和谈判。

　　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冀以挽救大局……遂奉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旨。臣之初志，旣己背驰，然尚望国会开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世凯臥病三年，无志问世。朝旨敦促，迭辞弗获。自督师洎入朝，抱定君宪宗旨。”袁世凯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则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看来，这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第一，袁世凯在已经进行有年的预备立宪运动中，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当然还有既有的军事实力。这也是革命党所看重的），他是当然的宪政运动领袖。他曾声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1907年7月28日，他上了立宪主张的纲领性奏折《密陈管见十条》中，建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并监视臣工宣誓”。接着在一个月之后，慈禧太后就擢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成了实际上的宪政宰相。即使到了罢官回籍之后，也未减其宪政热心。1910年10月10日，资政院一经成立，他的政治亲信，从宪政编查馆调任资政院秘书长的金邦平，就把资政院文书汇送到了洹上村。袁世凯对金邦平着实夸奖了一番。复金邦平信说：

　　伯平仁弟左右：方殷驰溯，适奉华函，并惠贶预算案总表六册。具悉一一。资政院筹办各项，端赖长才。宣德达情，贤劳可想。

　　十九信条颁布，他也就毫无争议地当选为责任内阁总理。

　　第二，袁世凯以为有国内立宪党人的势力作为奥援。早在预备立宪运动兴起之时，立宪党人就把袁视为他们在朝内的政治代表。而袁则尊立宪党人张謇为“舆论领袖”。双方结成了相当稳固的政治同盟。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张謇奉诏进京，在北上途中，特地致电罢官闲居的袁世凯，相约专程到洹上村过访晤谈。二人相谈甚欢，相约以互相支持为期许。

　　第三，他估计革命党人可以接受“招安”，统一在君主立宪责任内阁体制之下。

　　袁世凯未南下之前，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强调指出，在袁世凯看来，保留清朝而限制君权是维护帝国统一的最好的保障……蔡廷干回答（民军代表的问题）说，像现在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稳定的政体，是廉洁政府的最好的例证”。

　　袁世凯组阁以后，实行南北议和，派出代表团，也是以南方接受君宪政体为目的的。这有严修复袁世凯信为证。南北议和，北方代表组成，袁世凯派专人持函敦请严修作为议和副代表，与唐绍仪一同南下。严修复信婉辞议和副代表，但沥陈了对议和谈判的意见。复信也明白透露袁世凯对严修交待的议和任务，是争取君主立宪。严修的复信说：

　　宫太保钧鉴：使至，奉到谕函，知刍荛之见，已由唐少翁代达，并承采择，将各省代表字样更正，钦佩无量。惟昨又反复思维，并与二三法学家讨论，觉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而人数似不宜多……此外宜精选法理精深，长于词令者，随同参赞，如许久香，杨晳子，汪袞甫，范静生，李伯芝，金伯平之类，夙持君主立宪主义，而议论纵横，又能达其所见，期有一人可得一人之用……李效溪太守联唐有论说一篇，破主张共和之说，附呈钧阅。伊言姚石泉侍郎与南中诸志士情谊素孚，可胜宣抚之任，可否令与少翁同行，并希酌鉴。谨将管见所及，再陈左右……晚严修顿首（十月）十七午后。

　　严修的主意很明白：第一，议和代表应是“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袁“委托”唐的咨文，正是如此。第二，组成精干的“法理精深，长于词令”的代表团成员，以求论战必胜。第三，酌派“宣抚”德意的人员随行，协助取得谈判效果。严修并向袁世凯推荐议和代表的参赞数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夙持君主立宪主义”。在议和代表团起程南下时，袁世凯也对代表团成员蔡金台打保票说：满清君主”四字，十九可保。”从代表团组成中，也可以透露出一些信息：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外，另有持君宪主张的严修为副代表（辞未就任），也还有政治态度保守的杨士琦、杨度、严复、蔡金台、许鼎霖等人。

　　但是，袁世凯低估了革命党人的信仰和能量。革命党人不仅迅速控制了东南财富之区，并站住了脚跟，到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有18省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云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共13省以及上海宣布独立，袁世凯实际控制的省份只有北方少数几个，虽然军事力量一时间还占上风。

　　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在秉持革命反满、实行共和主张的前提下，一开始就以共和国大总统位置相许，对袁世凯实行的“策反”，也就是反“招安”，产生了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能量与诱惑力。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在武昌的黎元洪、在北京的汪精卫、在上海的黄兴代表顾忠琛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对国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好事；对个人，是千秋功业的大事。这一切在袁世凯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道里计的。它足以动摇袁世凯所说的“世受国恩”和“托孤受命”这一道德底线。

　　袁世凯对于革命党方面的“策反”是有明白表示的。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据唐绍仪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共和，不过不能出口耳。”南北议和开始后，袁在北京接见汪精卫，两人有一席交谈。“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汪谓）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这表明，共和总统也是袁议和的选项。

　　此外，袁世凯本来视各地立宪党人为实行君宪政治的天然同盟军。但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各省立宪党人大都附和革命，参加军政府，成为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同盟军。张謇致袁函说，“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劝袁审时度势，“采众说以定政体”。立宪党人思想取向和政治取向的转移，使袁世凯的君宪主张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拥护者。

　　即使袁世凯集团内部，也有很多人因对清廷的失望而失去了忠心。在清廷起复诏下之时，洹上就响起一片拒不奉诏之声，袁世凯南下督师驻扎孝感时，其亲信张一鏖也“曾驰电劝进”。在清政府释放了汪精卫后，袁的长子袁克定，便立即同他结拜为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