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家、军事家黄兴及其伟人品格(2)

　　二、黄兴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孙中山遭到清朝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达数年之久。黄兴则主要是10多次直接领导国内革命武装起义在艰难困苦、可歌可泣的革命武装起义斗争中，虽然历经挫折，但黄兴屡败屡起，愈挫愈奋。黄兴10次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威名震于海内，成为革命党人公认的军事天才。

　　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成立后，即联系湘赣地区会党领袖马福益，试图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反清起义。黄兴计划1904年阴历十月初十日慈禧七十寿辰时起事，预埋炸弹炸死省会官员，占领长沙。黄兴自任主帅，他的朋友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副帅，发动秘密会党在全省各地同时举义。但由于计划泄密，起义流产，黄兴流亡日本。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发生暂时困难。黄兴协同孙中山转向云南、两广沿边沿海地区发动武装斗争。1907年9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爆发，黄兴事先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策划内应未成。同年12月镇南关起义爆发，黄兴与孙中山奔赴前线指挥战事，甚至亲自开枪射击。此后孙中山远离国境，在国内策划、领导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落到黄兴身上。翌年3月，黄兴募集200余名青年志士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发动钦、廉、上思起义。孙中山后来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5月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黄兴即前往河口督师，指挥义军。

　　1910年春，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赴香港主持军事，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因兵警发生冲突，新军士兵只得提前发难：黄兴拟赴广州指挥，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由于起义准备不足，起义的直接策动者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流产。孙中山和黄兴痛感历次起义被清政府镇压，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黄兴前往槟榔屿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黄兴和赵声分任正副部长，负责领导起义。黄兴一面为起义筹款，一面组织起义队伍。从各省募集而来的“选锋”800余人分为10路，陆续到达香港并开始进入广州。1911年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总指挥部准备起义。他写下“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绝笔”的绝命书，表现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精神。27日下午，他亲率一路“选锋”百余人攻打两广总督署，英勇杀敌。右手被打断两根手指，仍奋不顾身，坚持战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对激荡革命浪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评价这次起义的作用时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捧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黄兴得到消息后，迅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此时北洋军大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黄兴的到达，犹如给革命军注射了一剂兴奋剂，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军心。军政府派人手持“黄兴到”的大旗，策马跑遍武昌城和汉口前沿阵地，军民奔走相告，欢呼“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到达，士气为之一振。黄兴登台拜将，出任战时总司令，组织了艰苦卓绝的汉口、汉阳保卫战。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其他种种原因战局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但保卫战稳住了革命阵营的阵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促使各省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王朝的覆灭和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但政权很快落人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为达到专制独裁目的，派人刺杀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黄兴写下挽联：“前年杀吴禄祯，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悼念自己的挚友，揭露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李烈钧在湖口发难之后，黄兴迅速促成江苏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度流亡日本。

　　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起义讨袁。黄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这场运动提出过总体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战略、策略与规划，有过斗争时机与地点的很好把握，在宏观上聚合、组织、指挥了各种力量而事实又基本上如其意图履践。

　　1、时机的把握与战略的提出

　　黄兴流亡日本和美国后，一直与国内志士声息相通，与蔡锷更有密切的联系。1915年9月，蔡派专人送来一封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局势甚详，并告知拟西南发难，征询他的意见。蔡锷认为黄兴可以引为同道，是德高望重值得信赖的领头人，才敢于把可能遭致杀身之祸的内心，掏给他看，并在事迫时求其指点。黄兴认真而又兴奋地读完信后，经过仔细研究思考，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但是，国内现存各种反袁力量互不统属，如何尽量消除彼此掣肘，把它们凝聚在一起，他颇费踌躇，终于形成了如下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黄兴这一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运动有序而又顺利地向前推进。

　　2、策划蔡锷胜利返滇，结聚西南实力

　　黄兴认为，把西南实力结聚，摆在第一线，形成一股威慑力量，是联合各派力量的基础。他认为，“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可是，当时蔡锷尚被袁世凯羁縻在京，如何协助他安全去滇，是实现这一谋略的关键。事不宜迟，他立即命其长子一欧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还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专门负责协助蔡锷出逃，并司蔡、黄之间的联络。后怕张身单力薄，又派随员石陶钧前往帮办。经黄周密策划，蔡锷顺利实现出京人滇。因为“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人”，于是，黄“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唐十分敬重黄兴，乃释然欣诺。黄兴还多次函电在南洋筹措饷械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促其回国起兵。他偕熊克武、龚振鹏等密抵昆明，实现了唐、蔡、李三虎将的风云际会。

　　3、策略详尽，指导具体

　　云南起义前，黄兴于1915年11月26日即已形成了十分完备、周详的策略，透过专司联络的张孝准，“请达同人采择”。在整个护国战争期间，黄兴与护国军各军政头目，以及中华革命军部分重要将领，几乎均有函电往来或派人直接联系。例如，黄从美国返抵日本横滨后两周，一直忙于“与沪、宁、皖、赣、湘、鄂及各处来东代表接洽”，指导具体细致。

　　4、借重进步党的影响和实力。

　　蔡锷长信提醒了黄兴，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今后的斗争中，借重进步党影响和实力是一个事关成败的大问题。所以，他也特别告诫国民党人要密切注视进步党的动态。1915年11月7日，《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公诸报端。在上海创办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机关报《中华新报》于9日立即作出友好反应，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的时评，赞赏该党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维护了“国人真正之民意”。这就为谋求两党；携手合作送去了一个试探讯息。橄榄枝奏效，12月18日，进步党党首梁启超专程由津来沪，与国民党直接联系，“思与提携进行”，党人深感正中下怀，本着黄兴意旨，与之推诚相见，捐弃前嫌，进而具体商议分头或联手筹款、购械、活动外援等问题，气氛融洽。一直到护国运动终了，彼此沟通频繁，配合默契。黄兴还特别注意加强与梁启超、孙洪伊等进步党党首的直接联系，通报政见，求取配合与支持。1916年4月15日，黄兴专电梁等头面人物，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当然，进步党的合作，也不是一味迁就，而是做到有理、有节。如7月初黄回国后，针对梁拥段妥协调和论调，直斥“斯乃大谬”，认为“武力之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