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2)

　　应该说，从政体理论上来讲五权宪法也确有瑕疵，其欠妥之处明显可见。但他的五权宪法的思想中，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在被西方视为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理论面前，孙中山保持了政治家的冷静审慎的态度，并提出了以中国传统的制度来弥补其弊端的设想，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理论上卓越的创造性和中西合璧的正确思维方式，更反映了他对中西文化及现实政治的娴熟练达及深刻洞见；二是强调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限制，正是近代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民主作为反封建的积极成果，但要保障其落实，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加以限制、约束。孙中山所说的这一思想补救三权分立“最好的方法是限制被选举人”，这正紧紧抓住了近代民主之精髓。

　　四、孙中山前后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态度的差异与革命实践的关系

　　1．态度的转变

　　从孙中山整个思想演变的轨迹看，明显存在着前期倾慕西方文化，后期才真正自觉地注重中西融合、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创造新文化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孙中山思想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发生应在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1913年“宋案”发生后。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里，孙中山曾认为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其根据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从形式上已被移植到中国，规定中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临时约法》也已颁布。但好梦不长，辛亥革命后不久，政权被袁世凯篡夺，且通过议会堂而皇之当上了皇帝，为中国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奔走呐喊的宋教仁却被刺身亡。惨痛事实终于使孙中山清醒过来：中国要走向近代国家、社会，仅仅停留在照搬西方的制度文化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更深层面下工夫，即结合中国国情，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取西方文化之长，创造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否则，我们照搬来的西方制度再齐备也仅是一个没有血肉的躯壳，形同摆设。故此，他更加注重致力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工作。诸如，撰写了《孙文学说》；连续系统地作三民主义演讲，全面阐述、宣传他的思想理论，明显地较以前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伦理道德、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合理内核，来充实、丰富其革命理论。他注重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以便创造一个既切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思想体系。1897年他就讲过，对西方文化“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如对孙中山的前期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孙中山讲这些话，更多的是停留在理性感悟、思想惯性的水平上，他早期革命的理论、目标，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他说：“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革命的缘由是“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当他在海外得知辛亥革命已爆发的消息时，直言不讳地说在新的国家中“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重大转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以期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来弥补西方文化之弊端，创造全新的文化，来雕塑驾乎欧美之上的新国家。

　　（2）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唤醒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改变“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状况，团结广大民众一道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3）准确把握千百年来积淀的民族心理、意识，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愿望，使其理论更贴近中国的实际。孙中山说：“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4）通过对传统文化钩沉扶隐、索幽发微，来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相似之处，以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二者的交融，使其容易被广大民众所认同接受，以防西方的价值观被引进后没有适宜的土壤而无处生根，最后枯萎、凋谢。

　　（5）利用历史传统中的一些工具资源，作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手段。诸如，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作载体来培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利用家族、宗族观念，作为联络、团结人民的工具。他曾引用《尚书》所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来说明家族、宗族观念在联络、凝聚社会中的作用。

　　2．与革命实践的关系

　　由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正确地处理了中西方文化间的关系，自觉注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其理论更加丰富和趋于中国的实际，减少了模仿西方的痕迹，增加了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成分。另外，由于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动摇了他原先事实上存在的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这为他后来完成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在此应当强调的是，我们肯定孙中山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肯定他在完成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要否认促使这位革命家完成这一巨大转变的首要、根本原因——实践中和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教育了他。具体说来，一方面，他所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善果尽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平等成为一句空话；垄断资本形成新的专制，“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帝国”的事实，动摇了他早期对西方社会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以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指导的革命实践——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屡遭惨败的结果使他逐渐清醒过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药，治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病，西方资本主义这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这促使他寻找更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

　　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思想上质的飞跃，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有了崭新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从文化角度而言，新三民主义注重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进步的愿望，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三民主义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内容空洞不切合中国实际的缺陷。旧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核心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民生主义是从西方搬来的亨利·乔治的理论，它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并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防止城市中两极分化的出现。显然，这二者都远离中国的现实，因此难逃失败的命运。新三民主义理论中，民权主义改变了过去为少数资产阶级独占的有限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把原来“以核定地价”为内容的思想，充实以“耕者有其田”和“私人资本不得操纵国计民生”为主要内容，后又进一步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反映了他在苏俄的影响下，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渴望土地和“均贫富、等贵贱”的强烈政治社会愿望，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反映了传统思想观念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作用。

　　由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导致了孙中山实践上的巨大飞跃。他逐渐摆脱了护国、护法战争失败的阴影，走出徘徊、迷茫的状态，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踏上了国民革命的新征程。在革命的依靠力量上，从以前的以会党、军阀为主，转向以广大的农民、工人群众为主；在革命方针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蓬勃生机的局面。

　　参考资料：

　　《历史心理学》胡波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

　　《清末民初政情》骆惠敏著，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

　　《论民生》［美］科恩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

　　《孙中山年谱》魏宏远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作者系太原市公交集团公司维修中心主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