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2)

　　黄兴在得知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后，立即务实地转向以武昌为中心群起响应的革命方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造成辛亥革命的洪流。黄兴先事筹款响应，10月16日在写给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书报社同人的信中指出“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后路。敢飞书求助，力汇巨款，协谋两粤”，[29]10月17日在写给美洲筹饷局的信中催促筹款：“惟两粤、滇、闽各省，非待外款接济，不能独立发动。”[30]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的方略一变而为长江中游的湖北为中心，南方沿海起而响应的格局。

　　三、西北边疆建设的规划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随之全国二十四省中有十四省相互联动脱离中央政府独立，清王朝的政权限于瓦解状态。清廷于1911年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至11月11日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黄兴于1911年10月28日抵达武昌，被推举为民军总司令官，率军与清军作战。武昌民军多次失利，汉口和汉阳先后被袁世凯北洋军攻占。1911年11月27日黄兴在湖北军政各界代表会议上提议“弃武昌而援南京”，[31]遭到拒绝，随即离开武昌前往上海。1911年12月2日南京光复，成为东南大局初定的标志。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月29日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初黄兴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总长，对时局的判断为“东南一带，大势既定”。[32]自1911年12月18日始，南方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和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谈判议和，但民军与清廷军队的战争仍不断发生，尤其西北民军被陕西巡抚升允违约进攻，黄兴与孙中山通电伍廷芳并转达民军首脑和各省都督、军政分府严正声明：“若东南言联合，西北主抵抗，则民军自当一致运动，宁可玉碎，决不能坐受人绐，致贻中外之笑也。”[33]最终，袁世凯以优待条件逼迫清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着重强调保全边疆民族聚居的国家领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4]至此南北达成和议。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各省代表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黄兴为了约束袁世凯，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还是设于北京随即演变为定都之争，革命党人意见也不一致，江苏都督庄蕴宽与章太炎公开表示建都北京，袁世凯集团及立宪党人更是力主定都北京。黄兴立即作出反应，但对定都北京的边疆依据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回答，仅说“此节无容多虑，……此层为国都与临时政府地点上之误会”，[35]由此可见，黄兴对定都北京的边疆因素开始有所考虑。黄兴反驳章太炎定都北京的论证，“其最为人所信持者，北京非首都不足以控制藩属，且恐北方地为蒙古。夫控制藩属，自有政策，必首都与藩属附近，始能收控制之效？英伦偏于一隅，而殖民地遍各洲，以此说衡之，英属应分裂久矣。而到今益繁殖，知控制之道自有在也。”[36]黄兴的边疆观依然是传统清王朝的藩属概念，并且与当时资本主义殖民帝国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亦表明其狭隘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遮蔽了对国家疆域结构的清醒认知。

　　1912年3月，黄兴在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山东巡抚张广建通电联络，力促对方赞同共和并停止与革命党军队的战斗。电文首句都使用了格式话语“东南人心，莫不感佩”，[37]反应了黄兴国家疆域结构中的“东南”本位。1912年3月15日黄兴通电各省都督，布告军人“为国干城，庶几东西南北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民业从此无惊，国基从此永固”，[38]黄兴自北方宣布赞成共和、南北一家之后更多开始从整体国家疆域思考国家政权的建设。

　　1912年3月18日黄兴领衔发起“拓殖协会”并任会长，指出“吾国西北土旷人稀，而东南人满为患，农无田而可耕，兵无法而退伍，民生坐困，而工商业亦因以不振”，[39]以边疆为重心通过“拓地垦荒、殖产兴业”实践“民生主义”。“拓殖协会”的创办宣言以追求国家富强为鹄的，认为“吾抚有满、蒙、回、藏数万里之地，……徒以哈玛尔岭、塔里木河及大戈壁等处为沙漠之区，不可以耕种，遂尽置天地所生、生川所藏国家之利源而不顾，视边宇同瓯脱，一任荒废不治，致令他族生心，日则窥伺乎满洲，俄则垂涎于蒙疆，英则觊觎乎藏地，觑瑕蹈隙，蠢蠢欲动”，[40]认识到边疆的空虚成为危机的一大根源，西北边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亟需治理，提出“利西北即所以利东南”的深邃政略，最终达到巩固边疆、利民富邦的境地。

　　“拓殖协会”开始力争政府拨款，指明为了避免“我国领有东西北满蒙回藏数万里扼要之地，慢藏诲盗，以资外人”，要求纳入参议院每年预算案，“以便筹办拓殖公司及一切附属事宜，借杜外人觊觎，而植国家富强之基业”。[41]孙中山在3月29日的批文中赞同“拓殖协会”组织是谋国要图，当前“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42]认为疆域内部“东南”与“西北”生聚不平衡是国家贫弱的重要因素。

　　“拓殖协会”于4月创办了“拓殖学校”，学校分设蒙文和藏文两科，学额各100名。专业课程设置有蒙文、蒙语、蒙历史、地理；藏文、藏语、藏历史、地理，公共课程有政治、经济各学及国文、算学、兵操、马术等。民国初年，英国指使逃往印度的13世达赖返回西藏，主张西藏独立，阴谋使西藏脱离中国。沙俄则派兵进入库伦，支持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日本支持满洲贵族宗社党人，阴谋策动喀喇沁蒙王、巴林蒙王和肃亲王共同举事，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策划“满蒙独立”。显然，“拓殖学校”着重培养蒙藏人才，是对民国初年蒙藏边疆分离危机的回应。

　　“拓殖学校”在其招生广告中指出：“外察世界趋势，内度中国潜力，以为巩固疆圉，非联络蒙藏不可；联络蒙藏，非沟通文言不可。”[43]“拓殖学校”经由语文途径通过汉族和蒙藏民族的交流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民国对于蒙藏边疆的政略。黄兴希望通过解决中国民生日蹙的问题，实现“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44]既解决边疆危机又达成国家富强。“拓殖学校”的招生简章明确表明其宗旨“以联络蒙古、藏卫，巩固西北边防，开拓未辟之利源，移东南之人民，养成边地人才，增进国利民富”，[45]黄兴及时人的西北观念涵盖了广阔的蒙藏地带。

　　“拓殖协会”后来改名为“垦殖协会”，最终通过招股和集资的办法依靠社会力量开办了贵州宝兴隆公司、山东垦殖公司、伊通垦殖银矿公司、吉林垦殖急进社、吉林宜昌煤矿公司、吉林珍珠湖渔业垦殖有限公司、吉林蜂密山采矿公司、垦殖学校等企事业，实业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尤其是东北边疆的吉林省。黄兴通过中国拓殖协会这一全国性筹边机构，对吉林垦殖协会的创建和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这是吉林边疆垦殖工作取得较大成效的重要因素。[46]“垦殖协会”符合民国初建边疆地区对于民生的社会需求，增强了边疆社会对共和国的向心力，实业活动成为国家建设整合边疆的纽带。

　　四、包容边疆的国家建设方略

　　1912年3月19日黄兴领衔与刘揆一等人发起“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声称“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特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类之界，亦将渐归融化，洵吾华轶代之鸿轨，而环球各国所同钦也”，[47]这里反映了黄兴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改为“中华民族大同会”，目的为“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同进化”，[48]并规划将在西北或内地设置支部，派会员前往满、蒙、回、藏各族聚居地点进行社会调查，培养蒙、回、藏小学教员，黄兴等革命党人开始把民族概念和各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明确的联系起来。“中华民族大同会”总理黄兴与刘揆一等人又于3月27日在《大公报》发布公电通报全国，指出“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为急”，[49]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同会”应对边疆危机和民族分离的时代背景。1912年9月11日到黄兴达北京，会见袁世凯后对新闻界指出“现在蒙藏问题万分紧急”，[50]对时局的关注聚焦于蒙藏边疆。9月14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提出蒙古问题的解决办法，主张“蒙古亦我领土，国内交涉，似可不必战争，须极联络，使其内向”，[51]强调五族共和及国家统一。但黄兴在与袁世凯讨论外蒙古形势时，建议由陕西、甘肃、东三省和中央四路进兵征蒙。后来在15日的国民党和垦殖协会欢迎大会上又表示“征蒙之议，万不可行”。[52]看来，黄兴的总体倾向还是避免征蒙战争，采取和平解决中华民国整合边疆的政策。黄兴于9月15日在“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的欢迎会上对蒙藏边疆地方的局势发表了看法：

　　库伦独立，考其原因，实以久受专制之毒，加以语言、文字不通，以致于中国情势不能明了。欲改良政治，宜从情意上着手，于蒙古地方设汉文学堂，于中国地方设蒙藏学堂。并宜以浅近文字，发行日报或杂志，请蒙、藏最有势力之人传播于蒙、藏地方，输入共和精神，使外交上减少无穷困难。英、俄两国日思利用蒙、藏，若蒙、藏为所利用，将来亦不许其独立，必贻后悔。不观之朝鲜乎？朝鲜本我属国，因受俄人运动，宣告独立后，以日俄战争之结果，朝鲜入于日本，以至于亡。我蒙、藏同胞万不可受其运动也。[53]

　　民国初年的黄兴对五族共和的共和国家中蒙藏边疆建设具有国际国内的双重视野，已经超越了革命党人原来种族主义的建国方略。9月18日黄兴至北京西北协进会，再次陈述他蒙藏边疆建设的主张：“蒙、藏既非有心独立，则取消独立，自应以和平解决为主。苟其徒逞武力，不独无以启其向内之志，适足以坚其向外之心。……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54]黄兴对蒙藏边疆的独立活动排除了武力解决的方案，并强调铁道政策为当经联络边疆的要图。黄兴最终以建设的态度而非革命的态度对待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力图弥合民国初年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与国家之间的裂痕。

　　黄兴在国家危亡之际，从一个传统士子接受新学，转变为一个革命党人。其革命思想的动力来自反满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由此导致黄兴国家疆域的空间观发生从满清王朝的国家疆域到内地十八行省的变异。黄兴的革命道路始自以湖南省为根据地的“雄据一省”和“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继则走上追随孙中山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黄兴的革命方略有自己的实践特色，不断地在东南沿海边疆组织实施革命，同时强调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与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区域联动，尤其重视长江流域的革命动员。随着武昌首义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兴的革命方略顺势转变为长江中游的湖北为中心，东南沿海边疆起而响应的格局。黄兴的革命方略具有中国东南大区域的“东南中国”空间观，“东南中国”成为新兴革命力量的中心区域。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历史的结构建立在区域体系的周期性波动基础之上。[55]由于晚清时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长江以南的渗透，施坚雅界定的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等区域之间的区隔被打破，形成“东南中国”大区域，构成辛亥革命的区域社会基础。黄兴对此有深刻的洞察。而沟口雄三认为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形态终结了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体制，[56]实际上，辛亥革命属于在“各省纷起”的省际联动中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体制，这正吻合黄兴一以贯之的“雄据一省”和“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革命方略。中华民国肇建之后，黄兴等革命党人接受了清帝逊位，自然也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家疆域，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西北边疆重新回到国家建设的视野。黄兴立即着手对西北边疆进行国土规划和社会民生的建设事业，针对蒙藏边疆社会的独立倾向，维护国家统一和西北边疆领土完整，倡议民族平等联合。据此，黄兴的国家建设方略就具有了中国大区域的“西北中国”空间观，“西北中国”成为国家建设的急迫区域。“东南中国”的革命和“西北中国”的建设构成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