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藏札》的整理与研究(2)

　　1960年下半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据组织者汤志钧先生回忆，《赵凤昌藏札》的首次刊布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他原以为这套材料藏在上海图书馆，从时任馆长顾廷龙处得知已调往北京，但不知藏所，经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热心帮助，“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来”。可见，《赵凤昌藏札》的首次整理刊行是张静庐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的结果。《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于1961年编成初稿，直至1966年2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300册，内部发行。汤先生所写“编者按”是这么介绍赵凤昌及其藏札的：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辛亥革命时期，他受袁世凯的指使，与唐绍仪、张謇、程德全密切联系，虽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亦发生关系。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议，常在他家中举行。留有《赵凤昌藏札》，共一○九册，现存北京图书馆。其中第一○七、一○八、一○九册，另名“辛亥要件”，第一○七册共二十二件，第一○八册共二十件，第一○九册共三十件，均为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等。第三十二、一○四各册中也有一批1912年的资料；第一册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讨袁战争期间的函电。从《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立宪派对革命派斗争的秘密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议和时幕后策划的情况。关于“刺宋案”和讨袁战争的函电，并予辑存。 虽然只有短短300来字，但信息量丰富：第一是点出了赵凤昌广泛的人际交往网络及其私宅惜阴堂在辛亥时期的重要地位，但受时代影响，对赵凤昌的看法较为负面；第二是率先介绍了赵凤昌藏札的基本情况及其价值所在，首次整理公布有关辛亥革命史事的“辛亥要件”；第三是径将口口相传的赵凤昌藏札正式称为《赵凤昌藏札》。198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重印出版后，得到广泛利用，社会影响扩大，《赵凤昌藏札》之名也一炮走红，为大家所熟知。

　　我与《赵凤昌藏札》的渊源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与《赵札》的邂逅没有那么浪漫唯美，而是纯属偶然。我原本研究晚清幕府，对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幕府都做过研究，唯独没有涉足张之洞幕府，主要是因为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赵凤昌是张之洞的总文案，可其人非常神秘，生平经历不为人所知，而他留下的《赵凤昌藏札》据说价值很高，却不易见到，所以知难而退。2009年底，我听说《赵札》刚刚影印出版，于是决定以它为研究对象，设计国家课题申请书。很幸运，我顺利中标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但题目被改为“私人档案中的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研究”。不久，我买来10巨册的《赵凤昌藏札》，拟通读一遍后再展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但当我浏览全书并研读部分后，傻眼了，其困难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首先，我原以为《赵札》是赵氏父子与当时名人之间的往来信件，谈论的都是大事情，但其实有来有往的信件极少，大部分是单向的，并且不少函札的内容很生活化，比较琐碎，反映的是通信者自己及身边的事，不是什么历史大事件，而且数量有限，没头没尾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时为了弄清真相，要先去找找有无年谱、日记、诗文集之类的材料，再查是否有相关记载，但往往无功而返，颇费周折。

　　其次，《赵札》中函札的主人有几百人，多数不是大人物，很难查到相关传记材料，且大部分函札只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年份，有的甚至连日期也没有，加上函札中提及的人物是以字、号相称，甚或不乏暗语，如果不熟悉历史背景，犹如看天书一般。

　　第三，研读有障碍。《赵札》大多为手稿，出自众手，因为量少，每个人的书写习惯又不一样，很难一一熟悉各种不同的风格，字不易辩认。还有一些是草稿，字迹潦草，勾划涂改很多，难以卒读。一封函札只有几十、上百字，有几个字认不出，函札的内容就搞不懂，很受打击，也影响心情，所以害怕去研读。

　　第四，《赵札》经赵氏父子按照他们的想法和方式进行整理和编排，只有他们心里有数，外人搞不清他们的意图。因此，有学者在查阅后，直言其缺点是“未就编排次序细加考核，翻检颇为不便”。诚然如此，历史研究注重时空概念，但赵氏父子的自娱自乐式编排打乱时空顺序，忽前忽后，从此到彼，跳跃性很大。本来书信就是断片的、不连贯的，这么一来就更破碎零散，增加研究者考订稽核的难度。 这重重困难令从未有阅读利用大宗手稿函札资料的我无所适从，一度丧失信心，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必须面对和克服。既然《赵札》是核心资料，毫无疑问要老老实实、硬着头皮啃下去。于是我一边识读整理，一边查阅相关资料，试图弄懂函札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故事。然而，自己过于重视这座“未开发的近代史料之富矿”，小心翼翼，一锄一锄挖，生怕漏过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结果效率很低，进展缓慢。后来，我果断调整工作方法，先利用已整理的有关中法战争资料做番研究，写出了《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与彭玉麟》等几篇论文；又从赵凤昌早年身世入手，研究其人，撰写了《赵凤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等论文，纠正了坊间流行的诸多不实说法。以这些论文和所整理的部分《赵札》资料为基础，我编著了《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一书，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功夫在诗外

　　书信因具有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已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陈智超先生曾撰文谈书信的利用与整理，认为利用可分为初次利用和二次利用两个阶段，整理则包括五方面内容：1、认字，作出释文；2、认人，即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3、认时，即确定写信和收信的时间；4、认地，即确定写信和收信地点；5、认事，即解读书信的内容。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并不是根据上述原则就能解决问题，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最后他感慨“多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要做好书信的整理工作，除了理解书信内容以外，同时也要广泛搜集并正确利用相关的文献”，如正史、实录、诗文集、笔记、书画集、族谱、地方志、书目以及有关书信等等。

　　诚然如此，整理书信难度很高，除了熟悉文献之外，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如书法、文学、历史等，这些要靠平时博览群书，大量积累。《赵札》是一份江南文献资料，反映了转型时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政治诉求和精神样貌，洋溢着江南特有的韵味、精神和文脉。因此，欲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研究，除了上述知识广博外，首先要熟悉江南历史尤其是上海的历史。众所周知，上海是联结近代东西方的桥梁，是了解近代中国的钥匙，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赵札》主要是在上海生成的，不熟知上海以及江南的历史，就无从了解《赵札》中的相关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史实。

　　其次要了解江南士人地缘、血缘、业缘、学缘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海是个商业城市、移民城市，大部分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以商人和游民为主。自太平天国战事发生后，江苏、浙江籍移民急剧增多，成为主体，并且两省的豪族士绅也丛集沪上，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到来动摇了商人在上海的主导地位，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着令人羡慕的光环：功名与人脉，地方执政经验，财富，信奉儒家学说，尊崇传统道德”，“他们对开拓新的经济环境和对未知的政治社会责任有着共同的担忧”，所以能够团结一致，主动担负领导责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亲戚或世交，如果事先一无所知，也难以厘清《赵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影响识读和理解。

　　第三要充分掌握江南地方文献。江南市镇繁荣，经济发达，相应地人文荟萃，文化水平很高，不仅文人文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就是地方文献也多如牛毛，如方志、家谱、碑刻、乡土史书等大量存在。因此叶舟认为“城市史或地方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利用和发掘地方历史的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研究，对本地的地方资料，如方志、家谱、民间传说、档案等资料等做一个很好的发掘和整理”。他以自己研究清代常州历史为例，广泛涉猎各种资料，“方志、笔记、文集、档案等无不翻阅”，除了图书馆、档案馆之外，还实地调查，走访民间收藏家，“仅翻阅的清代至民国时的诗文集便已经达数百种，家谱也达上百种”。常州一地如此，江南其他区域特别是像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更不用说了。《赵札》中的作者约300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常州的，但更多的是江南的其他地方。因此要了解这些作者及其书信背后的故事，也应建立在广泛阅读他们的文集乃至挖掘所在地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否则必然不利于《赵札》的整理研究。

　　第四要重视制度性传播媒介的成长及其影响作用。晚清是一个转型时代，在这个时代，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扩张，它们“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由此所营造的公共空间，成为新型知识阶层参与政治和发表意见的重要管道。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地位，是近代中国上述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发源地和中心，量多质优，生机勃勃，这些在《赵札》中也有反映和体现。整理研究《赵札》，一方面要关注它们的成长历程，另一方面还要追踪它们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以互相对照和印证。尤其后者以连续性的出版品为主，种类多样，数量庞大，没有长时间的阅读和积累，短期内根本看不过来。

　　遗憾的是我从未涉足区域史研究，对江南的历史所知不多，而恰恰江南是区域史研究的显学，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不仅成果突出，蔚为大观，研究方法和理论也自成体系，非常成熟。自己缺乏相关训练，短板突出，基础薄弱，资料收集很少，贸然闯进江南研究相对薄弱的新史料发掘、整理和研究领域，自然是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备受煎熬，饱尝艰辛，收获却很可怜。

　　学术研究是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我对《赵札》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来要到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赵札》确如富矿，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艺术等各领域，只有博学多识、功力深厚、积淀甚丰的学者才能胜任。我水平有限，又第一次面对未经整理的江南地方文献这样的课题，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非常陌生，就像犀牛闯进瓷器店，完全失去了方向，左冲右突，碰了多次壁，费了很大劲，才勉强找到仿佛若有光的出口。但不管怎样，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于我而言，对《赵札》的整理研究才刚刚开始，我还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力争拿出比较系统完整的东西出来，呈现给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