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3)

　　日本人之后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和其追随者们，他们同样也认为辛亥是无精神、不彻底之革命。从时人回忆看新文化运动巨子和其追随者之言论的影响还相当的大。一个1916年才出生，连二次革命都未见过，称帝、复辟时尚在襁褓之中的学生就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生在有总统的时代和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什么大差池，真的革命还是在欧战期间展开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

　　再次是国民党，国民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解说一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总是希望证明“惟己独革、惟己最革”，强调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先行者、主力军和领导人的作用。第二，以孙中山为革命图腾，以支持和反对孙中山为标准书写从清末、辛亥到当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第三，建立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民族革命)之间的勾连与区别，在区别里尤其突出革命的阶段性，进而推导出和前述相似的结论:辛亥革命无精神，不彻底。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其重要理论阐释者之一的胡汉民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辛亥革命”以后，不应该容留反革命的势力存在，而不予铲除，让它潜滋暗长起来，于是破坏了革命势力，而革命之功于是未成。二，“辛亥革命”以后，党员不能十二分信仰总理，对于总理的主义、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实行，总理的一切大计划既不能实现，于是民国空有其名，革命只做了破坏而没有做建设，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三，要怪到国民的不觉悟、不负责了。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成败、性质的判定又受到无数个人的感觉、情绪和记忆的影响。这些感觉、情绪和记忆当然与前面所说的权力关系有关联，但也同时源自于每个人在辛亥期间差异甚大的生命情境。对时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重大变故，20世纪20年代初就有人借一个叫“徐生”的自传回忆到:

　　辛亥那年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在那年八月以前，任何明眼人，也看不出有革命的事来。就以此次学部考试而论，报考的人数，实在比往年多好几倍。他们官袍带履，翎顶辉煌，俨然皆以宣统朝辛亥科新贵自居。他们绝不知道革命党的消息，而且也知道革命党不能成功。因为那时君主立宪很占实力，所以这些留学生，不去作革命事业，一个个挺高兴的，都到北京来考试，谁知在考试期中，武昌的噩耗便传来了。大家跟做梦一样，也不知怎回事。不过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便在这革命声中，勉强考完，还在内阁里验放一回。那天老早的大家都在太和殿前面聚齐，得中的新贵心里任是怎样难过，也不能不作希望之梦，到紫禁城里来面君，却也怪，这庄严灿烂的皇宫，不知怎的，一点威严也没有了，不论那里，都仿佛阴阴惨惨的。康雍乾三代的文治武功，深仁厚泽，也救不了末代子孙的劫数。此时宣统帝正在冲龄，不能临朝，所以派了八堂王大臣恭代。我们六七百留学生，分十人一班，传进内阁，中设宝座，各王大臣都分左右站着。我们十人一班，唱名而进，不免向宝座一跪，称臣的称臣，称奴才的称奴才。各人报了各人的履历。我是旗籍中人，不免称了一声阿哈。某某，年龄多大，满洲某旗人，然后随班退出来。验放已毕，大家退出，九月初五日，皇上下上谕赐给大家举人、进士等等的出身，这道上谕，是爱新觉罗皇帝对于全国所颁的第末一次行使完全权力的上谕，以后都是被逼还出得了。留学生考完之后，清朝的运命已然告终了。

　　正因为革命来得太突然，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流动统统被彻底打乱。尤其是那些知识人，他们既是革命成果的分享者，但也承受着革命带来的苦痛，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或书写着革命正统的历史，或是重新被挖掘出来丰富革命叙事。这里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条线索:第一条是如毛泽东、叶圣陶、瞿秋白等农家子弟、城市平民和所谓“破落的士”的家庭中人，他们对革命有高涨的参与热情，但又因参与革命却没有能改善自己的边缘地位而对革命感到失望，他们笔下的辛亥革命就会浮现出种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迹象。第二条是吴宓等如不发生革命有着较好前途的知识人，他们因为辛亥期间不那么愉快甚至惨痛的经历，而对暴力和离乱有着深深的恐惧。在他们留下的材料里处处可见到对辛亥乃至历次革命中另一面的记载和省思。第三条是从口岸文人到鸳鸯蝴蝶派的那批活跃在上海报馆中的知识人，他们以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等为温食之所与安身立命之地，为迎合读者的口味和表现自身既尊西崇新、又不乏旧文人趣味的立场，他们通常以嬉笑怒骂和杜撰戏说的方式来书写革，因此在那些报刊里会出现各种辛亥的野史、惨史、外史，亦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里留下了革命原来如此的印象。第四条是那些满人、遗老，他们本是革命中的失语群体，但当下的研究对他们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批失语者的重现所展示出的辛亥之历史在基本面上就是一次充斥着动荡、邪恶、黑暗与血污的鼎革过程。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群类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生命情境差异甚大，但由此而产生的对于辛亥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在一些层面上却有着吊诡的一致性，这也是何以辛亥革命不彻底、无精神的印象会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重要原因所在。

　　三、重识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的“辛亥革命”

　　去熟悉化也好，通贯史事也罢，将“辛亥革命”的重大问题“再历史化”究其实质是希望以它们为切口来揭示中国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多重面相。这里的关键在于厘清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是辛亥造成的变化究竟有多大？罗志田即指出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说其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时人则多用“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等来描述辛亥之变的巨大。这样的转变使得至少已绵延一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几个建制性凭借如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等在革命前后依次倒台，只不过当时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至今仍未结束，时人因为距离太近未必能看清“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后人又因各种原因而努力把辛亥革命殊相化，不愿承认其影响而已，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里定位“辛亥革命”？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不过相隔三十八年，而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急速变化的一个时期，革命既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其不可小觑的动力。这个过程由辛亥革命启其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收其尾，因此辛亥革命既具备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从共同特点看，由辛亥革命开始，革命的进程即相伴着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这些因素在国民革命中被继续发扬光大，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更是能集其大成。

　　而从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看，首先，“辛亥革命”受到国际形势的制约。现代型的革命一方面要解决执政群体自身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如任何类型的政权更替一样从秩序重塑和利益再分配入手，解决新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要应对上述问题，除了执政群体自身的成熟度外，国际形势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自身意识形态灌输还是秩序重塑、利益再分配，“辛亥革命”都没有获得或争取到一个与其建政相匹配的国际形势。这里有三点可供讨论，一是辛亥革命前后列强对中国态度的基本一致性是当时中国难以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重要原因。二是日本1905年后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其成为中国外部最大的威胁和内政的搅局者。三是袁世凯政府丧失了利用如“二十一条”危机等重要时刻的机会来建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之对照，1949年后，中共成功利用了冷战的国际形势，通过抗美援朝运动为新中国的建政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

　　其次，“辛亥革命”受到基本技术环境的制约。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都依赖基本的技术环境。基本技术环境发展到何种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深入程度。辛亥最被人诟病的总是它未能很广泛地搅动下层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由此种看法而塑造出的一个典型。但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亦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阿Q的影子也一样不少。在1949年的苏州城里，一个小报文人就观察到这样的场景:

　　六时晚饭后，妻劝我看夜场，夜场是招待学生家长的。到了一看，原来是叫做“庆祝……联欢大会”。开会后，有唱国歌一节，众人中还有没弄分清，居然唱起“三民主义……”来的，幸而台上赶出一位先生带头，才更正了。也可见到现在民间懂得政治上变迁的实在太少了。

　　无独有偶，在1949年的北京，会有人会告诉一位美国学者说“美帝”指的是“美国的皇帝”。这位美国人还发现开群众大会时，若发言人声音不够洪亮，就会被淹没在“越来越响的婴儿啼哭声、孩童们的吵闹声和妇女们的拉家常的声音之中”，而一出现扭秧歌等文艺节目情况就立即好转。这些例子说明，对阿Q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重新塑造他们的观念乃至感觉世界对历次革命都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任务，但基本技术环境的变化会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辛亥年间的阿Q们听不到无线电，不识字，亦买不到报纸。电影才刚刚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零星出现，在绍兴城连书铺也不过只有七八家。他们如果要进一趟城仍靠一双肉足，自行车无可能买或借，更不用说汽车。但到1949年，前述的那位小报文人能听着无线电，学习歌曲“诞生了新中国”，还能在暖和的午后去看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影片展览会，在见到解放军各次战役照片后会突然发觉：

　　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难怪江南底定后，直下闽广矣。

　　可见基本技术环境的改变实与是否能够成功、有效地发动群众息息相关。

　　最后是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场革命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有些结构性因素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不是来一场革命就能改变的，而这些恰恰对历史有着长程和决定性的影响。日人宇野哲人在1918年为《中国文明记》修订版作“序”时即说：

　　予游中国，已是数年前之事，书中所录均是当年之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与目下日新月异之中国，特别是革命大业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今日之中国，或许已经不合适。然而中国国土广袤，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之上，旧态依然。

　　《东方杂志》里一篇西人的文章也谈到：

　　中国此次之革命……探究其内容。则革命之地点。殆限于极东之一部。北至张家口。南至广东。中间曾被革命之城市。几可以一直连线贯之。如汉口者，即此直线所经过之地也。而其距离海岸。殆与伦敦之离因佛纳斯相等。由汉口而下至杭州。其地又为海岸之入口。此其故何在哉。亦交通之便与不便而已。彼北方之张家口及北京。交通之路甚多。而内地则甚少。除扬子江、运河、及其余诸水路外，如京汉铁路，杭沪铁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及其连接青岛之支路，与其它待筑之铁路，殆皆以东部为限。故革命之运动，亦以东部为盛。虽内部诸地，间有为独立之革命者，而谓中国人民，其六分之五，与革命无关，且与其他之改革事业无关，则非过言也。

　　上文一方面再次证明了交通等基本技术环境对于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是城市里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口岸与内地、中央与地方不断分裂所造成的。之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可能是乡村里的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内陆革命，但其肇因恐怕同样也是现代转型进程中在中国之大的结构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分裂。而且种种分裂至今仍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正是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着眼未来的起点，百年真得并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