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商人、商会曾通过参与、支持革命，促使了辛亥革命在许多地方和平有序的推进，一些学者将这种状况称为“有秩序的革命”。南北议和后，随着辛亥革命走入低潮，袁世凯政权更以平稳有序的方式在各地驱除了革命党力量，辛亥革命随之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所谓“二次革命”，仅仅是辛亥革命有序失败过程中掀起的一层微澜，且很快被平复。辛亥革命这种“有序失败”局面的形成，主要是革命党在与袁世凯集团的博弈中拱手让权的结果，而各地商人、商会政治态度的转变也对这一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相关研究虽多有涉及，但探讨还不够深入，尤其对商会在民国初年政局变动过程中，对地方社会政治生态重构中所发生的影响，还缺少深入探讨。为此，本文拟以鄂西宜昌商会为中心，从民间社团政治取向与政权集团政治权威构建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考察这个内地基层商会在辛亥革命步入低潮过程中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藉此进一步完整展现民初商人的政治面貌，并进一步透视在民初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商会作为民间社团在地方微观社会政治生态重构中所起的作用。

　　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阵营

　　辛亥革命时期，鄂西重镇宜昌是鄂省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县城之一。在辛亥宜昌光复革命期间，顺应当时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从不革命转向了支持革命的宜昌商会，不仅在起义发动之时，通过担负起义军全部饷糈及各种政治参与活动，协助革命党促成了宜昌和平有序光复，而且在宜昌光复后，继续依凭自身在宜昌地方社会广泛的影响力、动员力，参与辅助革命政权初 期财政、行政、军政、“外交”等各项工作的顺利有序推进，成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宜昌地方的一个有力臂膀及与宜昌地方社会相联系的一座重要桥梁。在包括宜昌商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推动下，宜昌虽经历革命起义、政权更迭，却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宜昌一时间呈现出了革命党“手挽于先，而商界力推于后”的有序革命盛况。然而随着南北和议达成，宜昌商会同全国大多数商会一样，政治态度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宜昌商会政治态度的变化，既是当时政治格局左右的结果，也是宜昌商人对革命政权失望、对迅速崛起的袁世凯集团怀抱期待的一种反映。

　　宜昌商人、商会参与革命，并为辛亥宜昌光复革命的胜利支付了极大成本，宜昌商人、商会的这些行动无疑是包含着某种收益期待的，这就是期待革命党这一新的政治集团在取代满清统治集团的同时，能够为商人们创造政治稳定、工商发展的新局面。然而，革命告成后，革命政权在内外压力中很不稳定。尽管革命政权先后颁布了不少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但宜昌商人却没能看到多少依靠这一政权求得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希望。相反，“商人等遭此时局变迁，商业凋敝几致一蹶不振。”在政局不稳、“百业凋敝”的景况中，宜昌商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当时宜昌商人面临的最突出的困境，是宜昌市面金融枯竭。导致宜昌市场金融枯竭的最主要原因是宜昌钱庄税铺在汉口的存款经历革命战火遭到了让宜昌商人“闻信，心胆俱裂”的惨重损失。其中欠款最巨的曹恒茂税铺铺主、1911－1912年的宜昌商会会长曹耀卿，本为宜昌“四大富户”之一，在革命中曹耀卿担负筹办饷糈重任，急公好义、慷慨捐输，至光复平定后“身负巨亏，束手无策”；其税铺“因公负累”甚巨，以致沦落到了求售各处房产以向新政府偿还巨额债务的境地。宜昌市场金融枯竭的另一原因是清末铁路收归国有，川路公司当年发行的两年期筑路债券110余万元均未兑现，其中宜昌各商号直接或间接购买的债券多达数十万元，“以此市面益形呆滞”。宜昌商业面临的又一窘境是民国政府实行禁烟政策。自1890年清政府实行鸦片公卖政策以来，作为川黔滇鸦片外销必由之道的宜昌，鸦片业已逐渐成为支撑其商业繁荣的重要行业，宜昌商人与鸦片业“多有密切关系”。民初禁烟封土，利国利民，但对“商困已极”的宜昌工商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8]宜昌商人急需走出这种困境，然而政治上逐渐陷入被动的革命政权并无力给宜昌商人创造走出困境的现实条件。

　　面对“军兴”以来“贸易停滞”、“财物亏损”、工商营业惨淡的严酷现实，宜昌商人禁不住“悲从中来”。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四川人李稷勋慨然喟叹：“今国旗五色，飘扬大地，而吾蜀伤痍满目，元气凋瘵。川路仓促停歇，工材散落，亏蚀尤钜。载览兹篇，追怀往事，苍茫四顾，悲从中来，泫然不知其涕之何从也！” 宜昌商人在革命后的失落凄凉之情、对民主共和的失望之情，在李稷勋的这番话语中流露无遗。

　　革命党未能满足宜昌商人基本的政治期望。没能咀嚼到多少革命共和甜头、渴望民初政局走出动荡无序局面、急于寻求工商实业恢复和发展的宜昌商人，一面急切盼望从收益与支出极不平衡的辛亥革命政治参与活动中抽身，一面急切企盼政治权威确立、政治秩序稳定局面的出现。随着袁世凯集团在民初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较量中浮出水面，显示出强有力的统治实力，随着由此带来的政局稳定趋向，使宜昌商人看到了某些“发展”的希望，宜昌商会迈出了结束与革命党力量合作的脚步，开始有组织地带领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阵营。

　　1912年7月15日，鄂军第七镇统制唐牺支函请宜昌商会将宜昌各界起义出力人员择优保荐，以资嘉奖。尽管宜昌商人在革命中与唐牺支“以道谊相感悦，时时过从”，但此时宜昌商会对唐牺支的来信却表现得十分谨慎，未即刻给予答复。7月20日，唐牺支不得不再次就此事函电曾在宜昌光复革命中担任宜昌鄂军司令部粮台官的商会会董李春澄，信末特注“盼切”二字。然而也未盼来李春澄的及时回复。直至7月26日，宜昌商会经过审慎召开会员大会，才终于给了唐牺支一封注明全体会员经过会议，“询谋佥同，决无异议”的回电。在回电中，宜昌商会写道：“闻命之余，且惭且悚……目下谗人高张，争持党见，悠悠之口，淆惑明聪，方引咎之不遑，更何劳之可伐！……当此滔滔横流之日，正冀崇实黜华……若冒昧邀奖，寸心尤为难安……”宜昌商会最后写道：“此外绅、学两界当时随同出力，是否有人，则不敢妄赞一词。想我公洞如观火，更无俟丰干饶舌也”。本来对宜昌光复起义“经理为多、见闻较确”的宜昌商会，此时已急于冲淡身上的革命色彩，而对起义事情尤其是商、绅、学界出力人员情况，三缄其口了。通过宜昌商会的“会员大会”，宜昌商人开始有组织地、步调一致地疏离革命阵营，革命党在宜昌光复革命时期通过宜昌商会建立的与宜昌商人包括宜昌地方社会之间的桥梁开始发生有序坍塌。宜昌商会的这种组织行动，无疑从一个方面孤立了宜昌革命党力量，为袁世凯政权统治链条在宜昌地方的顺利铺设廓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