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孙中山

　　编者按：“正是如此坚定崇高的政治信念与坚强不屈的思想性格，使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面对强大乃至压倒性的反对力量时不为所动，在民国国旗、都城等问题上坚执己见，不后退、不妥协地固守初衷，表现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为理想而斗争的坚定执着的个人意志。”本文梳理了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内对于国旗和建都等事宜的意见，及其为遵奉依法施政原则所做的努力。本文出自《民国研究》第33辑，有删节。作者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 国旗与都城：坚执己见

　　1912年1月10日，代理临时参议院的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定式”，咨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饬部颁行各省施行”。

　　此前之1911年12月4日，各省代表会留沪代表，以及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即以“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并决定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各省代表会的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昌开会，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但此后当沪鄂两处的各省代表会合于南京后，以五色旗为国旗遂成为各省代表会的共识。12月27日，各省代表会在做出12月29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决定后，致电各省都督府、咨议局及各报馆，称选举大总统为“我国亘古未有之盛事”，要求“凡我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志庆典”。

　　但孙中山接到此咨文后，1月12日咨复予以否决称：“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若决定于此时，则五色旗遂足为比较最良之徽志否，殆未易言。……本总统以为暂勿颁定施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咨文后并附有青天白日旗样式两纸。

　　孙中山的意图当然是坚持要将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而其缘由是明显的。1895年，孙中山与杨衢云、陆皓东等策划广州起义时，即以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是役未及发动，即遭清政府镇压，陆皓东被捕遇难，此旗未公开使用；此后，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起义，均以此旗作为革命军的标志。同盟会建立后，曾讨论未来的中华民国国旗旗式，当时孙中山即主张用青天白日旗，此外尚有十八星旗、井字旗等不同意见。黄兴“对于青天白日颇持异议，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孙中山则“争之甚力”，但众人意见纷纭，终未议决。此时孙中山以青天白日旗为民国国旗的主张，即面临众多反对意见的巨大压力。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打出的是十八星旗，江浙联军在攻打南京过程中，使用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滇黔粤等地宣布独立后则多打出青天白日旗。上海起义胜利后，《申报》发表《敬告民军政府》：“旗式宜早日颁布”，“国虽共和，而心志实宜划一，方免日后分裂之虞。而一人之心志者，旗式实最重之要素。盖旗式划一则心志有所附丽，而无益之分歧自少。若今日旗式未定……不但对内无以一心志，亦对外使人启不统一之心也。”尽早确立民国旗帜是有社会心理需求的，故1911年12月4日在沪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应是对这种社会心理需求做出的回应。

　　孙中山十多年后的回忆称：当时，“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一班官僚侵进革命党内，将国旗改为五色，“我一月后才到上海。当时我就提议将旗改换，多数同志以为此不过一种标志小事，现在大事尚多”。

　　其实，这未见得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五色旗为国旗即由宋教仁、陈其美等“革命要人”参与共同商定，而且，“小事”云云，恐亦非“多数同志”的真实思想。陈其美，这位地位举足轻重的同盟会骨干且为孙中山十分器重的沪军都督，即对国旗事极为重视。如，12月中旬，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府名义发布关于划一国旗式样的布告，称：“国旗者，为国家之标识、国民之目的，其关系至为重大”，而各处所制国旗用料奢俭各异、大小未能一致，“不独有玷国体，更何以表我同胞万众一心之至意”。“本都督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标准国旗，要求各界民众向军政府指定的出售处“备价领取或照式自制亦可，惟不能丝毫有异，俾归统一而昭慎重”。

　　12月17日，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在明伦堂召开“追悼革命党烈士大会”，是日，“租界各商家及城内各街遍悬五色新旗”。为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2月31日，陈其美特发布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并于当晚，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送各团体悬挂，同申庆祝”。

　　且从现有的记载来看，民国建立后，无论是民国行政机关、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各界，乃至海外华侨，即均已将五色旗视为国旗。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曾于1912年2月初发布一征集国歌广告，后在征集到的作品中选择了由沈恩孚作词的《国歌拟稿》，刊布于《临时政府公报》，“以待知音评论”。此稿中有“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词句，由此可见，五色旗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对五色旗态度之一斑，而未见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相关记载。

　　五色旗虽不像青天白日旗或十八星旗那样富有鲜明、热烈的革命和斗争精神，但其所含有的五族和睦、国家统一之意更符合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的心理要求，于是迅速传播，为各界人士及各地区所广泛接受。以五色旗作为新创建的中华民国国旗，在当时“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对于孙中山来说，青天白日旗寄托着其美好理想和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象征革命党人的斗争历程，从情感和理智上都绝难将其放弃。所以其虽无力使青天白日旗成为民国国旗，但当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民国国旗并咨请颁行时，孙中山根据《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有关规定，此大纲第14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呈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行使了否决权，既坚守了个人的信念和情感，又是在依法行事。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孙中山仍独执己见，其意志的坚定与心理的强大绝非常人可以想象。若非具有如此的意志与心理，又何以走过这近20年屡仆屡起的艰难困苦！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坚持民国建都于南京，其辞总统职后袁世凯须南下接任，而不是将民国政府迁往北京，再次表现了其不惮对抗众意而坚执己见的顽强性格和意志。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践约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自代。孙中山辞职咨文所附三个条件中的第一个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且提出“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但孙中山的此一主张在南方革命阵营内部遭到普遍而强烈的反对。

　　最先站出来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主张的是章太炎。章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称，清帝“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宋教仁于建都南京亦“反对最力”。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同盟会会员朱芾煌，南北议和期间被派往北京，就议和条件与袁世凯进行秘密交涉，他在2月9日与参与秘密交涉的李石曾共同致电汪精卫，表示反对议和后在南京组织南北统一政府，他们提出了“南京为十八省之中心，非全国之中心，政府在南恐不便控制蒙、满”等5条理由并请汪精卫从中设法转圜，“以免枝节”。

　　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绝对优势地位，但在2月14日就建都地点表决时，“开票时计得28票，其中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其决议称：“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

　　孙中山、黄兴闻知后，当天即召集参议院中黄复生、李肇甫、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邓、黄提出“政府再交院议……推翻原案”。2月15日，孙中山复议咨文送达，临时参议院遂重议，“开票计得27票。其中 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复议虽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为都城，但引起议员们的普遍不满，以致“多数议员主张辞职”。由此可见，当时临时参议院中反对建都南京的强烈倾向。

　　独立各省的都督多为其时举足轻重的人物。2月15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通告了临时参议院已承认其辞职并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并特别说明，“临时政府地点仍定南京”。这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向各省都督表明其在建都地点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但是独立各省都督的回应亦为大多数主张建都北京。

　　此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中，对孙中山建都南京主张完全理解并支持有力者，仅黄兴一人。他先是协助孙中山使临时参议院中主张建都北京的同盟会会员转变态度，又对庄蕴宽的通电“专电驳之”。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人，以南京联军参谋团的名义通电称：“统一政府暂设地点，若就现势外交、经济、地理、历史种种关系言之，自以参议院第一次议决之案为适当。”黄兴闻之，“下令解散参谋团”，以致“团中各统将群起不服，且言此项部令应不承认云”。

　　孙中山并未因此改变主张。其以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宋教仁等8人为欢迎员，于21日自上海乘新铭轮启程北上。蔡元培等人到达京津地区，即为当地绅商暨袁世凯系势力要求政府北迁的呼吁所包围，蔡元培致电南京称：“各团体代表之纷纷来见者，呈递说帖者，北方各军队首领驰电相商者已数十通，皆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且无不并临时政府地点为一谈。”这其中多数是属于或依附于袁派势力的官僚、将领自不必说，仅收录在《孙中山藏档选编》中的即有张勋、李纯、王占元、鲍贵卿、张锡元、赵倜、孟恩远、倪嗣冲、雷震春、潘矩楹、卢永祥、段祺瑞及陆军第四镇（其统制为陈光远）、北京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1912年1月底由傅良佐等发起组织）等北方各地将领致蔡元培及孙中山要求定都北京的电报近20通。但亦不乏如京师商务总会、天津宪政会、奉天急进会、北京共和会等各界团体。

　　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要求迁都北京的呼声形成新的高潮，且南北各方的态度空前一致，《申报》数日内接连发表评论，指责孙中山坚持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主张。同时，由《申报》领衔，上海的《新闻报》《时报》《民立报》等11家报纸共同致电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定国都”。此外，云南和江苏临时省议会也分别致电孙中山等，主张建都北京。这一期间通电要求建都北京的南方革命阵营将领，则有兼任副总统的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庄蕴宽，安徽都督孙毓筠，浙江都督蒋尊簋，江北都督蒋雁行，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蓝天蔚，扬州军政分府军政长徐宝山，浙江将校维持会、浙军总司令朱瑞等。再难见主张定都南京的只言片语。而且蔡元培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决定“不能不牺牲我等北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致电南京，要求允袁在北京受职，确定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此电发出后，接连数日，蔡元培等每天致电南京请求给予答复。

　　迎袁专使们的表现对孙中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3月5日，孙中山致电蔡元培等人称：“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此时孙中山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主张，情绪不免有些低沉，但其在3月7日致参议院的咨文中，仍坚持“电请黎副总统来南京代表袁世凯受事……如黎副总统不能来南，则拟交待于武昌”，袁世凯“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职礼与临时政府地点暂设北京一节，请由参议院决定”。其放弃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主张之勉强与不甘溢于字里行间。

　　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之所以失败，除西方列强的干涉和袁世凯施展手段之外，还有一个向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有很强大的反对建都南京的势力，而且南北各界也形成了要求建都北京的强大舆论压力。南北议和成功后，全国各界对迅速实现安定统一的要求更加迫切，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尽快使一切恢复、平定下来，而在大多数人看来，由新举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是恢复、平定下来的最快捷、最简便的方式。因此，在北方，绅商各界几乎一致要求建都北京，更不用说那些属于或依附于袁世凯势力的各地将领、大小官僚了。在南方革命阵营中，许多革命党人并不理解孙中山的良苦用心，建都北京的倾向也很明确，且要求强烈。如此种种决定了孙中山建都南京主张的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