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雄宁调元传》前言(4)

辛亥革命网 2019-03-11 13:45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江祁 查看:

宁调元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早年立志反清,先后加入华兴会和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是对于宁调元有记载的工具书越来越多。主要有:《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辞海 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2)、《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清人别名字号索引》(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中外历史人物词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近代六十家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历代诗歌类编》(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历代人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中国古代诗歌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中国文学辞典(古代卷)》(三秦出版社,1989)、《中国革命史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新编诗词曲赋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中国诗歌大辞典》(作家出版社,1990)、《中华英烈词典 1840-1990》(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近代诗文鉴赏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金元明清诗词曲鉴赏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中华青年英烈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文学百科辞典》(知识出版社,1991)、《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中华英烈辞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1)、《中国历史大辞典 清史卷 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清诗鉴赏辞典》(重庆出版社,1992)、《中华文化名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中华英烈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中华百年爱国英杰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 历史卷 下》(长春出版社,1994)、《元明清诗鉴赏辞典 清·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中华诗词实用大百科》(长春出版社,1995)、《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中国诗词曲赋辞典》(大象出版社,1997)、《中国文学家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诗歌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爱国主义教育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文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上海名人辞典 1840-199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中国新闻界人物》(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中国序跋鉴赏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宋元明清诗词曲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中华诗词鉴赏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书局,2011)、《南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等等。以上对宁调元有所记载的工具书,对于广大读者认识和了解宁调元,推动宁调元研究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台湾,作为辛亥革命的先烈,宁调元未被遗忘。1965年,为了筹备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出版了《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其中第二册为宁调元选集,收录宁调元遗著《朗吟诗草 》三卷、《明夷诗抄》二卷、《南幽百绝句》一卷、《太一诗存》四卷、《明夷词抄》一卷、《太一文存》一卷、《太一箋启》一卷、《太一丛话》五卷、《南幽杂俎》二卷、《南幽笔記》一卷,等等,包括了宁调元的主要著作。同时,由中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的《革命先烈先进传》中也收录了刘谦所撰《宁调元先生事略》一文。

  宁调元的遗著和事迹在台湾重新编印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学者对宁调元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1974年,王卫民在《中央月刊》第6期上发表《诗魂热血宁调元》一文,简要介绍了宁调元及其部分诗作。该文后被杜元载主编的《革命先烈先贤为党牺牲奋斗事迹(第1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和马星野等编的《革命故事》(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分别收录。其他介绍宁调元及其诗作的文章主要有:胡钝俞的《宁调元其人其诗》(《夏声月刊》,1979年第8期)、李猷的《先烈宁调元先生及其遗诗简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2年第5期)、王卫民的《宁调元慷慨悲歌:附录宁先烈诗词选粹》(《艺文志》1983年第2期)等。1985年,杨震夷所著《先烈先贤传记丛刊 太一诗魂 宁调元传》由(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宁调元的生平事迹,是为台湾关于宁调元的一部专著。但该书为根据已有宁调元的生平介绍演绎而成的文学作品,其中虚构成份和不合史实之处较多,故而学术价值不大。台湾地区学者专题研究宁调元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似乎仅有林香伶《创伤记忆与革命召唤——宁调元〈太一丛话〉析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2)。与内地学界相似的是,在南社研究中,也多有涉及宁调元。如林香伶的《从〈南社丛刻〉浅谈南社的几个问题——以文类分布为核心》(纪念南社成立9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1999)、陈敬之的《首创民族主义文艺的南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林香伶的《南社文学综论》(里仁书局, 2009)、《南社诗话考述》(里仁书局, 2013)以及林香伶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陈香杏的硕士论文《南社研究——以思想层面为主(1909--1923)》等。总之,台湾地区对宁调元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人物及作品的介绍阶段。

  我国对宁调元的研究,虽然已有百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关宁调元的研究与其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其在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不够。宁调元是南社的筹创者之一,并被称为“南社的光荣和旗帜”。但在近年来兴起的南社研究中,对于宁调元虽然有所涉及,但也只不过是一个充当“绿叶”的“群众演员”,唱“主角”的“红花”历来是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人。马以君主编的《南社研究》第1-7辑(1991年-1999年)中,没有一篇研究宁调元的文章。1999年纪念南社成立9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有68篇之多,而专题研究宁调元的也仅有孙之梅的《宁调元与秋瑾》半篇。2009年的南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收录论文40篇,没有一篇关于宁调元的论文。2011年的南社与辛亥革命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有60余篇,仍然没有一篇关于宁调元的论文。

  二是全面不够。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宁调元作为革命烈士,监狱诗人等方面,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尚未开展,如宁调元总编《帝国日报》和担任三佛铁路湘省总办期间的活动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又如,对宁调元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的方面,对宁调元的散文和词,尤其宁调元总编《帝国日报》期间的政论文章等方面的研究则为数很少。即便是对宁调元诗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在为数不多的篇目上,而缺乏整体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研究宁调元生平事迹及主要作品的学术著作。

  三是深入不够。已有对于宁调元的研究,大都处于对宁调元生平事迹或其作品的介绍阶段,而且对宁调元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大都仍停留在刘谦等人早期作品的范围,缺乏有深度和有突破的研究成果。例如,宁调元生平中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宁调元的家世源流、家庭状况、赴日留学时间、民初的活动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100多年来的宁调元研究不全面、不深入,因此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待解决。例如,宁调元的名、字、号究竟是什么,他有哪些笔名,他有没有参加过大成会,他赴日留学的具体时间,他举行公葬陈姚究竟在哪一天,他究竟于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他被行刑的地点究竟在何处,等等。

  由上可见,宁调元的研究任重道远,还有待广大学者共同努力,把宁调元研究推向全面、精准、深入,以使宁调元的精神和作品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正能量,产生推进力。

  三

  2017年11月,拙著《革命巨子谭人凤传》出版后,导师饶怀民教授又将由其主编的“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中的《宁调元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又谨遵师命,着手搜集宁调元的有关资料,潜心于宁调元的研究工作。一年来,我先后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台湾等地搜集有关宁调元的资料,并于2018年4月专程赴宁调元家乡醴陵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浩瀚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之中,我陆续发现了大量有关宁调元研究的新资料和宁调元的佚文,并通过醴陵宁氏后人宁海根先生找到了研究宁调元家世源流的重要资料《楚攸甯氏六修族谱》。在广泛搜集研究资料的同时,我开始对宁调元进行了分专题的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宁调元家世源流考》《<宁调元年谱>考误》《<宁调元集>勘误》《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宁调元加入同盟会时间考》《姚宏业投江自戕究竟是哪一天?——兼考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等多篇学术论文,并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导师饶怀民教授的精心指导之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宁调元生平事迹的大型学术专著的撰写工作。

  作为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和研究宁调元的学术专著,笔者以为,本书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影响宁调元研究深入的瓶颈。本书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全”。中国历来重传统、重因缘、重谱籍。传主后来的造就和事功往往与其家世渊源、家族特征、家庭环境息息相关,因而传主的家世源流是研究传主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以往宁调元研究中,宁调元的家世源流却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关于“其先由江西莲花迁湖南之攸县,再徙醴陵。祖若岩公,以力田起家,尽以其余蓄捐佽邑中兴学、育婴及社仓积谷。父子承先生,续学笃行,恂恂儒者”的简略记载中得知一个大概,而不得其详。这不能不说是宁调元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缺失。本书根据新发现的《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专辟《家世源流》一章,分为3节,对宁调元家世源流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述论,使读者对于宁调元的家族迁徙、家族世系、家族特征以及家庭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终于补上了长期以来宁调元研究中的这个“缺口”。此外,在已有宁调元研究中,宁调元任《帝国日报》总编和三佛铁路湘省总办期间的经历也鲜有提及和研究,使人们对宁调元生平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鉴此,本书在深入挖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特辟两章,对其分别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述论,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宁调元的了解和认识,促使宁调元研究更趋全面、更为完善。

  二是“深”。现有宁调元研究中,对于一些重要问题,虽有涉及,但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深度,不仅令人不得其详,误传也不少。鉴此,本书利用新发现的史料,拓宽了研究空间,加大了研究深度,使这些重要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例如,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学界多采用柳亚子在《宁烈士太一传》一文中“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的说法,还有的说“宁调元,字仙霞,一字太一”或“宁调元,字太一,号仙霞”,等等,不一而足。本书根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对其表述为:“宁调元,派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从而结束了学界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的混乱认识。又如,对于宁调元第一次入狱三年的研究,学界往往从“监狱诗人”或“牢狱诗人”的角度,重点对宁调元此间的诗词进行研究,如如孙之梅的论文《宁调元铁窗三年的诗歌创作及其特色》等。本书则专辟《狱中斗争》一章,分成5节,对宁调元在狱中的学习、生活、创作、斗争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求使读者对宁调元铁窗三年的经历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再如,对于宁调元入同盟会的时间问题,多数论者根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上的记载,认为宁调元于丙午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但本书在深入研究相关史料后认为,《名册》上的记载与史实不相符,宁调元应于1905年8月在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三是“准”。在以往宁调元研究中,由于缺少考证,结论不准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有些问题争论也不少。对此,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力求得出了准确的结论。例如,关于宁调元经谭延闿等人保释出狱的时间,学界就有1909年9月、1909年10月19日、1909年11月1日、1910年和1911年7月等五种说法。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宁调元出狱的时间应为1909年11月1日。又如,关于宁调元与禹之谟等人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学界也有四种说法,即5月23日、5月29日、6月10日、7月11日。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宁调元与禹之谟等人公葬陈、姚的日期确系1906年5月23日。此外,还有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其实也有问题。例如,关于宁调元就义的地点,学界已习惯于引用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武昌之抱冰堂”的结论。这其实也是不准确的。本书根据当时多种资料论证,宁调元就义的地点不是“武昌之抱冰堂”,而是湖北省军法局内。

  四是“新”。在全面、深入研究宁调元的理念指导下,本书还致力开辟宁调元研究的新领域,填补宁调元研究的空白,给予读者和研究者以新的视觉和新的收获。例如,本书对宁调元家世源流考述,就为宁调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如前所述,1910年3月至1911年10月,宁调元曾任《帝国日报》总编,虽然为时仅一年多,但这一时期正是武昌首义爆发的前夕,也是革命派与清政府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更是宁调元作为革命宣传家最为辉煌、最有影响的一段时光。对于宁调元的这段经历,此前除了唐建明在其硕士论文和相关文章中略有介绍之外,学界对这一方面涉及很少,研究也不深,如刘湘雅的《湖湘名人宁调元革命事略》一文对此则一笔带过。有鉴于此,本书对宁调元总编《帝国日报》期间的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专辟《办报京师》一章,以8节的大篇幅,对于宁调元的这段经历作了较为详细、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填补了宁调元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使人们对宁调元的这段经历有一个全面的、新的认识。再如,宁调元1912年4月至12月曾任广东三佛铁路湘省总办一职,虽然为时也只有半年多,却是宁调元民国初年参加民国建设的重要经历,然而,此前对于宁调元的介绍中对此往往也是一笔带过,更无专门研究。鉴此,本书专辟《总理铁路》一章,分成3节,对宁调元这一段重要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研究,填补了宁调元研究的这一空白,使读者耳目一新。此外,本书还根据从大量清末民初珍稀报刊中发现的宁调元佚文和有关宁调元的资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精选出各个时期有关宁调元活动的记述,拂去历史的尘埃,点缀于相关章节,以期还原历史的场景,重现历史的回响,从而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信性和新颖性。

  由于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本书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创新性、纪实性、可读性、可信性和新颖性,对于进一步推进宁调元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大力弘扬宁调元的爱国主义精神,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很是值得对于宁调元及相关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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