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2)

　　北洋政治在2016年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尚小明教授围绕宋教仁被刺一案，分三篇文章对“宋案”中几位关键人物——赵秉钧、袁世凯、洪述祖加以考察，详细地梳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多方考证历史细节，提出了“宋案”与“刺宋案”应有所区隔，袁世凯、赵秉钧并非刺宋主使等观点。（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杨天宏的《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与《罪与非罪：“罗文干案”的审断与案情》两文，则以罗文干案为考察对象，还原北洋时期复杂混乱的法政关系和政治生态。

　　晚清和民国的高层政治研究久有传统，今年又有诸多论著接续，如马忠文的《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平安的《清末变局中的袁世凯集团》，汪朝光：《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桑兵的《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王开玺的《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卢艳香的《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及齐春风的《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等。此外，广东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当代学人精品系列《茅海建卷》《杨天石卷》，其中文章多涉及政治史研究。

　　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

　　在近代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方面，本年研究内容更趋多元，方法更为多样。民族认同和民族观念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如张太原认为全面抗战是中共确立中华民族观念的关键时刻，调和了其理论中民族自决与统一中国的内在矛盾。（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郑大华的专著《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1931—1945）》则关注了抗战时期知识界的民族复兴观。还有学者关注到教科书中的认同建构问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如刘超的著作《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何一民、黄沛骊：《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张运君：《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书写》等。

　　大学是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场域。近年来大学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在今年仍保持相当的热度。研究的内容既有学者纠葛、学生生活，如桑兵：《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倪蛟：《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重庆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为例》；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大学与政治的关联，如蒋宝麟的新著《大学与现代中国：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何方昱：《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贺江枫：《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等。

　　乡村教育与乡村改造问题，成果层出不穷，既有从高屋建瓴的宏观归纳，如朱汉国的著作《转型中的困境——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耿达：《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王先明、熊亚平：《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释义问题》。也有细致生动，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如梁心：《“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王先明：《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以1945年的“村选”运动为例》等文章。

　　社会文化史近年来兴起了从政府对民间活动、民间娱乐、民间文化的管控，分析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潮。本年也有多项成果，如唐仕春等主编：《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罗敏主编：《民国时期的法律、社会与军事》，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邵雍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及余凌云的《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旗、国歌、国徽》等著作，及高强的《1912—1931年东北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张景平、王忠静的《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刘文楠的《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熊远报的《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等文章。

　　研究者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将目光投向以往较少关注的移民、婚姻、女性、医患、军阀等形象，不满足于泛泛而谈的过程描述，而是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侧重于分析这些形象在近代是如何被型塑和理解的，如李明欢翻译的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夏晓虹的《晚清女子国民学识的建构》，王栋亮的《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张太原的《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高力克的《自由与国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等著作，及翁有为的《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夏卫东的《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转换的考察(1907—1945)》，郑师渠的《从“五卅”到“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等论文。

　　革命史

　　今年的革命史研究硕果累累，佳作不断。相关著作有于化民等主编：《裂变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金冲及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与《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刘统的《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苏若群、姚金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及高波翻译的美国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等书。

　　革命史方面的代表论文有黄道炫的《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该文系统通过对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多个环节的考察，呈现出中共别具特色，动态调整，内外结合，知行结合的干部培养体系。杨奎松梳理了1939年“晋西事变”爆发后中共决策层面的分歧和统一，指出中共最后接受划界而治的方案，实际上为中共争取到了地方实权。此外，利用新方法、新视角，回溯中共革命理论中的概念、形象、认同演进过程，是今年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例如周游：《“愚公移山”寓言在现代中国的阐释与运用(1936—1976)》，曹龙虎：《“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朱益飞：《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王建伟：《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等。此外，在学术资料方面，今年出版的有《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全五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中共早期党报图录》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

　　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除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6辑刊出外，中苏、中日、中朝关系研究也均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中苏关系尤为突出，如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马蔚云的《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胡昊等翻译的俄国学者聂丽·米兹等著的《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侯中军的《企业、外交与近代化：近代中国的准条约》关注到近代电信、铁路、矿业等领域的“准条约”，系统梳理了这个外交与经济交错的特殊产物在近代的发展历程。王诗伦翻译的日本学者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则探讨了清末华南沿海地区的中英诸多交涉。

　　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陶飞亚、李强的《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杨雄威的《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张礼恒：《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崔志海：《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张毅：《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沈志华：《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及张维缜：《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美国青岛驻军政策》等，探讨了中国与日本、朝鲜、苏联及美国等国的多方面交涉。

　　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方面，有戴景贤的《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高莹莹译的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闻黎明的《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欧阳哲生的《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及罗志田的《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等论著。同时很多重要的人物研究材料也被收集整理成书，如奚金芳、伍玲玲主编的《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注的《饮冰室遗珍——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黄英哲等主编的《许寿裳家藏书信集》等。

　　资料汇编方面，除上文提及的各专题资料外，2016年还出版了相当多的优秀成果，如《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汇编》《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续编》、《民国时期监察史料续编》《清末民国戏剧期刊汇编》《民国奉系军阀档案（1912年卷）》《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及《民国时期社会统计资料汇编》等等。

　　此外，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有《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刊发马勇、左玉河、刘巍等人参与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王也扬、赵庆云的著作《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谢宝成的《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罗志田的《北伐前后清华与北大的史学》，马勇的《老辈史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及马俊亚的《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等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