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 张朋园：章开沅助我回乡
辛亥革命网 2015-07-14 08:4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张朋园 查看：
在海外初见，我们相处如兄弟
1988年，我与章开沅先生在纽约第一次见面，不知怎么会谈起年龄。我们同年，都是1926年生。他比我大两个月，因此，我们有一个默契，他是老哥，我是老弟。我这位老哥可真很照拂他的老弟。有两件事使我感激不尽，永远难忘。第一是他帮助我顺利回到离别43年的家乡，第二是他介绍我与国内历史学界交流，认识了许多先进学者。
早在1980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圣诞节前后的一天，突然接到章先生的来信，邀请我回国访问，那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记得我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曾经引到章先生的大著《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他是我心仪的国内历史学界第一位学者。
国内自1979年开放以后，台湾的民间可以自由前往大陆，或探亲，或经商，学术界则推动学术交流。章先生的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由于我在台湾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是公务人员的身分，还不可以自由前往大陆。我在叹息之余，只有回信说：“大洋远隔，一时恐难实现”。
但1988年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唐德刚教授推动学术交流，在纽约举办年会，特别邀请海峡两岸历史学界多人与会，章开沅先生和我都在被邀请之列。我们在纽约第一次见面。翻着我的旅游札记，我记下了与章先生在纽约一星期的活动：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今年的主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分为四组宣读论文：1、清末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民主思想；2、民国时期的民主思想；3、妇女的民权思想；4、四十年的民主思潮。章开沅先生与我都参加第一组，我的论文是《立宪派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章开沅先生的论文是《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我们的论文都引起热烈的讨论。晚间在出版家浦家麟先生的宴会上，我与章先生同桌，有许多交谈的机会。5月24日，我请章先生小吃，我们谈两岸的问题，都认为一时统一不易。5月26日，章先生与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谈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问题，我亦参加讨论。晚间，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教授请吃晚饭，客人就是章先生和我二人，高教授的夫人是湖北籍，烹调一手可口的湖北菜，我们大快朵颐。5月27日，李又宁教授请吃晚饭，客人有章先生、蒋永敬教授和我，我们再谈革命与立宪问题，各有所见，讨论热烈。5月29日石纯仪女士请吃早餐，章先生和我是客人，饭后，石女士开车带我们去中古寺院Cloister博物馆参观。以上的饭局和参观，给了我们许多谈话的机会。章先生温文尔雅，博闻强记，我个人受益不浅。我们相处真像兄弟一般。
章开沅助我回乡，与唯一的亲人聚首
一年之后（1989），我回乡的机会来了。台北当局进一步开放两岸交流，虽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属于公务人员，但性质与大学教授是一样的。我们获得了到大陆访问的许可。我也获得贵州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怀彦先生的帮助，找到了我的家人——余怀彦先生也是我在纽约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认识的。我宣读论文那天，余教授在会后与我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贵州人。我说是的。他介绍自己来自贵州师范大学，我感到好亲切的，就像见了家人一样。余教授知道我离家四十多年，自告奋勇要为我寻找家人。他回到贵阳后，动员统战部的帮助，先去我出生的老家（花溪附近的合朋村）找线索，回头在贵阳箭道街找到了我的六哥张树臣；我唯一幸存的家人。
我决心回乡探亲。我想到既然能回乡探亲，也应该与贵州的历史学界有所接触，因为那时我正在从事云贵现代化的研究，应该向他们请教。但我并不认识贵州历史学界的任何历史学家。只有请求章先生帮助，以他的声望和地位，他一定可以满足我的愿望。所以我的回乡之旅，先取道武汉，亲自和章先生商量。
1989年9月，我带着两个双生女儿同行，她们当时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同回乡，认识自己的老家。9月21日我们从台北飞香港，转机飞武汉。章先生亲自至机场相迎，甚不敢当。我们在武汉停留了三天，晤见华中师大及武汉大学的教授先生们，分别有演讲，谈台湾的政局及历史研究。章先生说他已安排好了我的贵州之行。他介绍我认识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贵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冯祖贻教授，他们同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学者。章先生说，他们已安排好了接待我，要我安心回家。
9月26日我带着两个女儿从武汉飞上海转贵阳。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心情，悲喜交集！老家只有六哥健在，他已74岁，我们兄弟抱头痛哭，几乎忘了站在一旁欢迎我们的吴雁南教授、余怀彦教授！
在贵阳停留两个星期，我有充分的时间拜会贵州历史学界，与他们座谈，讨论辛亥革命史研究、贵州地方史的研究。我认识了十数个历史学家，吴雁南教授热烈地款待我们，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回想起来，都得感谢章开沅先生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