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 张朋园：章开沅助我回乡(2)

　　他是首位来台访问的大陆学者

　　1992-1993年间，章先生在美国访问两年（头一年在普林士敦大学讲学，第二年在耶鲁大学做传教士研究，之后转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访问），回程中应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邀请，担任讲座教授一学期。章先生之访台，开启大陆学者来台担任教授的先例，学术界皆认为难得。不料办理来台手续时，关卡重重，章先生在日本等待入境许可证，虽然台湾学界多方努力，但迟迟不得要领。我当时认为两岸隔绝四十年，一时难于突破，十分消极，我在信中建议章先生“先行回国”，不必在日本空等。但后来终于突破，赶上了秋季开学。

　　章先生在台湾讲学一学期，除了政大的课程，也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台湾大学等机构演讲，可谓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我们两人有了较多机会聚在一起。我们多次促膝把谈。我的老岳母是湖北人，能烹调几样可口的湖北菜，在家小酌，十分愉快。那时台北有一家湖北小馆“一家村”，老板知道章先生来自武汉，是华中师大的校长，热情招待。这是我与章先生相聚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两岸学术交流：与章开沅共游苗疆

　　1990年代，两岸的学术交流有进一步的发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与华中师大的往来也较以往多了许多。先是我们交换出版品，后来我们在台北及武汉的学术讨论会都有双方的学者参加。虽然各有不同的见解，但热烈讨论。有时为了专业性的需要，邀请对方学者参与教学，或审阅论文，开了学术往来的新页。

　　在此我要叙述一件学术交流的故事，可见华中师大与台北近史所的学术往来一斑。1996年春天，章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游建西先生寄来他的博士论文《近代贵州苗族社会文化变迁，1898-1945》一大册，章先生要我阅读，提供参考意见。游建西博士本身是苗族，他对苗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文章写得很有深度。那时我正从事云贵现代化专题研究，虽然我是贵州人，但对苗族文化了解十分有限，我仅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我写了1500字的评论回应。章先生及游建西博士都说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他们分别写信表示感谢，自此我与游建西先生也建立了同乡的亲情与友谊。

　　1996年秋天，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邀请章开沅先生和四川大学校长隗瀛涛教授和我担任贵州学界的研究成果验收，还有一个小型的讨论会。我和黄克武教授接受邀请，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和游建西参加。会后出游，有两个选择，一是去黄果树大瀑布，一是去黔东南的苗族自治区。隗瀛涛与吴雁南、黄克武三位教授选择去黄果树大瀑布，章开沅先生和游建西博士和我选择去苗疆西江。去西江是游建西的主意，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到了西江镇，才知道那是苗族文化的一个典范聚落。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游建西又邀请了贵州社会科学院两位年轻的研究员参加，他们是徐新建先生、潘年英先生，他们也是苗族学者，今天已是国内知名的人类学家。他们三人是章先生和我二人的向导。西江镇聚落在一个斜坡上，其建筑之美，叹为观止。他们的房屋大多都是吊脚楼式的，在多雨潮湿的贵州，是合乎卫生的一种设计。当天我们在潘年英研究员的姨妈家作客。他们家的堂屋宽展，可以远眺山野景色，令人心旷神贻。当晚我们受到盛大的招待，进门时饮欢迎酒，离去时饮告别酒，都由主人喂饮，极为亲切。当晚地方上的一群姑娘们组织了歌舞团，表演了他们轻快的舞姿，徐新建研究员能歌善舞，他与歌舞团融为一体，热闹非常。章先生与我虽为七十老人，我们也不时与他们高歌合唱，分享他们的热烈情绪。

　　第二日我们四出参观。雷山县群山峻岭，无平地可言。本拟前往雷山登高，但我们两个老人怕路途颠踬，半途而废。晚间我们住宿雷山县府招待所，当晚县府与我们举行座谈会，副县长要我们提供发展地方的意见。我想到瑞士也是山区发展出来的富有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型值得参考。我特别指出，像雷山这样的重山峻岭，没有平地，似乎不必执着生产水稻。我们可以邀请专家商量山区所适合的经济作物，如药材，如鲜花，或许可以改变雷山的生态环境。章开沅先生从培植人才的观点谈精英领导，有很深入的见解。我们的谈话引起热烈的讨论。

　　回想这次苗族文化区之游，我们对苗族有进一步的认识，亲身的体验，十分宝贵。这都是游建西博士领导下的丰收。游博士是时已在深圳大学担任教授，他的精力过人，热心与学生推动学术活动，他旋即出版其大著《近代贵州苗族社会文化变迁》，又以苗族社会为背景写成一部60万字的小说《龙吟苗疆》。他的研究兴趣甚广，深入研究道家道教，写成《道家道教思想论稿》。正待有进一步的发展，不幸于2013年以突发性心肌梗塞，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令人叹息。

　　我于1997年初退休，学术活动减少了，我与章先生聚在一起的机会减少了。马齿日增，健康亦有退化的现象。记得1999年岁末之际，章先生在信中说：“年轻人准备热烈的跨世纪，我们则混世纪，不知是否混得过去？”但我们都跨过来了，而今还在为学术而努力。2008年及2009年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2008年是武汉湖北大学举办“抗战7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9年是江苏海门举办“张謇第五届学术讨论会”。我们十一年不见面，恍如隔世，见了面又是何等的愉快。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台北，2009年5月，章先生带着他的四位高足，应台湾中原大学之邀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在台北停留了一天。我以地主之谊，招待他们吃了一次便饭。我的同事杨翠华教授安排接待，我们在远东饭店的红豆食府小吃，章先生神采奕奕，我们预料他必享大寿。

　　我与章先生从神交到相识，承蒙他帮助我回到离别43年的故乡，在家乡与唯一的亲人聚首。又与贵州学界吴雁南教授等结织，使我的学术生活得予扩展，增加了对大陆学界的认识。这是我个人无上光荣的事，我永远记住章先生这份友谊。今已35年，相信我们还有许多愉快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