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辛亥革命网 2016-10-09 10:20 来源:凤凰评论《高见》 作者:马勇 查看: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除了革命史的视野之外,观察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真正的历史学的视野。

  不能还把孙中山当神看

  凤凰评论《高见》: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国共两党都把孙中山推为正宗,地位很高。但如果跳出以往的革命史观,比如按照司马迁的视角,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你怎么给孙中山定位?

  马勇:首先,孙中山在历史上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其实我在写晚清史的时候,给孙中山的篇幅非常小。因为从司马迁这种我们中国人认为正统的史观来讲,孙中山当然在这个叙事当中,但他在晚清史中的叙事不可能有很多,民国史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实际上是排除了政党和革命的因素,把他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当作一个历史参与者来评估。

  在晚清,他的功能很清楚。我们今天去看,孙中山的机会都是等来的。不是他做得好,而是清政府做得太差。从1894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11年12月他回国,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他在境外,没法斗争。清政府就是抓不到他,也不让他回来参与改革。我一直认为,如果改革的话,一定要先大赦天下。把所有的反对者都请回来,开圆桌会议。如果在1905、1906年的时候,孙中山回来,他大概也就和杨度、汤寿潜这一拨人差不多,纳入到体制当中,成为一个政治反对派,不过如此。

  1911年底前,他在国外不回来,因为觉得没有机会。后来,他进了国门,也没有觉得有机会,偶然到了上海之后,立宪党人赵风昌觉得,应该把他推出来,可以对冲北方,抵抗满洲贵族的压力。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是因为当时的立宪党人需要抬出一个人,来跟北方对抗。

  马勇:在晚清的时候,孙中山的很多操作不是他主动的。辛亥革命之后的局势,并不是革命党人主导。我们看辛亥回忆录,很多都是用后来的现实再回溯到当年。如果革命没成功,他们肯定不这么讲。但是,立宪党人把孙中山捧为临时大总统,就把这个棋子做大了,后来他就不接受了。

  回到这么一种正统的史观去描写,他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人物,并不影响他的形象。但是,我们过去把他看成一个革命领袖,看成两党的旗帜,为他的很多早期活动,添加了不少颜料。比如说这几年开始讲他早期的革命思想,要追溯到1880年代。这就不对了。首先,1880年代他不可能有推翻清廷的意识,如果那个时候就有的话,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去给李鸿章上书;他给李鸿章上书,也不会讲改革。出现现在这种学术倾向,是因为后人给他添加了革命的光环。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把他看做一个神,我们可能会觉得越来越悲伤,和台湾的主流民意,可能会越来越疏远。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最大获益者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你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回国,应该是重大的转机。因为当时赵风昌,包括张謇这些帮立宪派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流,是握有实权的人物。武昌起义之后,下层官兵必须把黎元洪抬出来,因为他们的资历、声望都不够。汤化龙一旦倾向于革命,马上成为核心人物,这很说明问题。以政治声望、人脉、资源而言,应该说立宪派才是核心。孙中山之前虽然也有一点虚名,但是他长期在海外,从来没有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间,既没有足够的政治声望,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更没有实力和财力。但是他回国之后,立宪派一下子把他抬到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他等于一下走到舞台中间去了。这是否可以说,孙中山应该算是辛亥革命最大的获益者?

  马勇:他是最大的获益者,这只能从后来的结果看,当时,其实他不清楚这一格局。当时南北之间的妥协谈判,现在能够根据零散的材料推测出来。读赵风昌的信札可以感觉到,在孙中山回国前的一个月,南北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清帝退位,而是满洲人重回立宪还能让出多少名额。当时谈了差不多一个月。武昌起义之后到11月,袁世凯内阁成立,皇族内阁不存在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责任内阁出来了。

  责任内阁的使命,就是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到这里就有个大问题,国会议员怎么处理?这个时候就妥协不下来了。原因在于,整个资政院的架构,是200个资政员,其中有100个是各省已经选出来的省资议局议员,往中央来推举两个,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在过去的体制下,另外100个是钦定议员,现在,这一部分就不能钦定了,必须选举。障碍就在皇族、贵族成员的分配。

  满洲贵族的分配当中,可以看到党国体制的内在矛盾。清廷觉得我退到这个时候已经很不得了了,原来打天下、坐天下都是我们,八大铁帽子王,后来扩充到十二个铁帽子王,再扩充之后,弄了一个资政院,你让我们现在全部退出,只保留一个虚君的皇上。当时社会的主流,包括立宪党人,也没有考虑好清廷的退出机制。章太炎十年之后就反省,如果让各省督抚代表开制宪会议,每个独立省是两个,没有独立的省也要派人来,由这拨人静心、中立地去讨论中国的未来,他们一定能够为满洲贵族的退出,和未来政治的介入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章太炎也讲,在轰轰烈烈的状态下,没办法搞。你要求清廷全部退出,他们不同意。载泽、载涛、载洵、善耆等人所在的宗社党,立宪的时候都属于很积极的立宪党人,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绝对反对走向共和,但为时已晚。

  凤凰评论《高见》:僵局是如何打破的?

  马勇:由于没找到退出机制,12月21号,孙中山到上海拜码头,拜见赵风昌。赵风昌恍然大悟,开府建基啊。南北之间,整个中国的局面一下都破了:让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来给满洲人施压。你退不退?不退中国就分裂。立宪党人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革命党,但是副职、实职掌权的次长都是立宪党人:军事部,部长是黄兴,再往下立宪党人;事业部,革命党人,但是掌权的是张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张謇一个人就富可敌国,财力雄厚。

  为什么孙中山后来说没有钱,晚上坐在那儿,黑灯瞎火地跟工作人员聊天?有人说是大总统平易近人,灯都不开,实际就是没钱。因为南北之间通过这种施压之后,争议解决了,孙中山这颗棋子就是多余的了。这也给后边埋下了很深的一个炸弹。南北交涉,孙中山在退出南京临时政府以后,未来的去向怎么办?

  凤凰评论《高见》:后来为什么又想让孙中山退出来?

  马勇:想让孙中山退下来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没有执政的经验,而且列强不认同,列强认同的是袁世凯,非袁莫属。孙中山通过外交力量,通过伍廷芳这些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希望能够得到认同。包括和日本人签协议,说你给我钱,我可以打到北京去。但是列强说,这个事不能干,因为我们一开始宣布中立,有约定。孙中山坚定不移地不想退,他对美国人谈贷款的时候说,你支持我,我打到北京去,我通过这样一种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之后,我肯定是优先对你好。但美国人也不干。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把他劝下来?

  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他给袁世凯发电报就说,我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临时干一段时间,然后就让给你。

  马勇:对,他去做这个临时大总统,完全是意外的。这里边陈其美很重要,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在上海响应,作为另一拨力量,他一直想组建政府。但是,陈其美的为人不是很好,因为他喜欢搞暗杀,像立宪党人这一拨人,不会跟他打交道,他号召力不行,搞不起来。孙中山回国,对陈其美是个机会。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就策划,能不能有一个南方政府。各种因素都迎合了赵风昌当年配合的袁世凯的北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北方袁世凯也不是说要走向共和,要清帝退位,而是希望重回到君主立宪轨道。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年谱长编》里面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说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总统的权力不大。当时孙中山是坚决反对,最后还是宋教仁妥协了,结果搞了总统制。但是,孙中山把这个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他要退位的时候,又要搞内阁制,国民党人控制了国会。这种做法,对袁世凯是完全不公平的。我觉得,这是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马勇:1991年,我在《21世纪》发表的文章,就是这句话。因人立法,给中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孙中山这个时候,确实是带着一种革命信仰,因为革命者的理论中有个道理就是,不掌握权力,怎么革命?因此,在掌握权力上要不择手段,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革命,才能为人民谋幸福,孙中山当时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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