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入滇与张一鲲案件(5)

辛亥革命网 2017-03-30 12:02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1915年护国起义前,蔡锷在北京脱离了袁世凯的监视,绕道日本乘船南下,从云南边境河口乘火车,途经开远并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在云南掀起的护国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如果张一鲲潜逃时没有卷款,他是不会被抓捕的。枪毙张一鲲,是因为他卷走的款项数额巨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当时急需军饷,卷走一万多元,无论是反袁的还是拥袁的人,都活不成了。护国第一军六千多人出发去打仗时,唐继尧也只肯拨给军部开办费一万元。

  1916年3月,枪毙张一鲲时的政治形势是:云南早就与中央决裂,袁世凯通电褫夺了蔡锷和唐继尧的职务爵位。护国第一军和第二军都打了大胜仗,袁世凯已宣布“帝制从缓办理”,龙觐光侵犯滇南已被击溃,贵州早已宣布独立,蔡锷是名正言顺的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张一鲲如果真是谋杀蔡锷,那么云南完全可以按谋杀罪判处死刑,这样对于唐继尧增加政治资本和树立反袁“光辉形象”更有用,这时枪毙政治犯根本不需要遮遮掩掩地寻找经济问题作借口。张一鲲案件实实在在是卷款潜逃的经济案,司法厅再四审查,“欲寻求该张一鲲非卷款潜逃之反证,实不可得”,并不是“因谋杀蔡锷未逞而枪毙”。数十年后白之瀚的《云南护国简史》说“据供有袁之密电”,不知是依据何方天书?

  八、此案被涂上传奇色彩用于吹捧唐继尧

  护国起义一年后,为了抑蔡扬唐,1916年12月,经唐继尧批阅的《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最先利用此案为政治宣传服务,编造张一鲲要暗杀蔡锷的故事:“复派唐继禹借名调查自来水机,至海防迎致蔡、李,阴为保护。十二月十八日松坡继协和之后已抵蒙自(注:滇越火车途经蒙自不过夜,是在阿迷过夜)。袁氏侦知,密电阿迷县知事张一鲲相机暗杀。事为唐公知之,急密电致刘师长祖武严防,偕同唐继禹等,躬送蔡、李诸公到省。一鲲料事泄,惧而逃,卒获之歼焉。”【注:《云南督军公署秘书厅关于编发〈云南首义纪略〉电》,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381页。】经济案件在这里变成了政治案件,此后多年反复宣传这一谎言,欺骗社会,使滇军官兵和省内外各党派各阶层信以为真。参与迎接蔡锷入滇的人更是借机夸大和炫耀自己的功劳,使迎接蔡锷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宣传张一鲲一段时间后,还加上了周沆作为张一鲲杀蔡的同伙。

  唐继禹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文章,隐去了唐继尧派陈廷策“驰往探阻蔡锷”的事实,还写道:“乃抵阿迷,周沆率领亲信,暗中布置,欲有所为,幸继禹所带军队警戒周到,卒不得逞。事泄,周潜逃,张一鲲被捕,随即正法。”【注:唐继禹:《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第55页。】唐继禹在为其兄脸上贴金的同时,捏造了自己的汗马功劳。

  后来的《李宗黄回忆录》,又绘声绘色地写道:“继禹兄措手不及,唯有下令随行卫士枪上膛,刀出鞘……车抵阿迷,张一鲲正欲挥众登车行刺,骤然看见继禹兄怒目横眉,杀气腾腾……他当时便悄然溜走,但是不数日便被唐将军捕获枪决。”【注:《李宗黄回忆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第71页。】用谄媚的笔调把情节加工得栩栩如生。

  白之瀚的文章把陈廷策出发的目的,说成是与一排士兵去搞保卫。何慧青的文章又把张一鲲在阿迷县谋害蔡锷,说成是周沆与张一鲲“沿途谋害”。再后来,有人在文章中又增加了蒙自县作为谋杀蔡锷的一个地点,并安排周沆去蒙自指挥,使蔡锷入滇之旅更显得惊险跌宕。

  护国运动半个世纪后,王印源写了《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一文,继续蒙蔽事实真相。因为云南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料可作他的参考,他就从自己亲身经历、将军署谍报、暗杀集团头目自述这三个侧面,把故事编得详详细细,活灵活现,还把周沆的行动写得神速灵活,纵横于蒙自和阿迷两县。

  王印源把蔡锷到昆明的时间写为12月22日晚,比历史实际情况晚了3天,目的是便于编造张一鲲在12月19日至12月22日之间的谋杀活动,也便于暗示云南在蔡锷到昆之前早就做好了护国起义的准备。他说:12月17日他随唐继禹从昆明乘火车出发去接蔡锷,同去的军警兵力有两个连和一个分队。12月18日到河口,19日唐继禹到河内,20日法国的梅总督用汽车从河内送蔡、唐二人到边界老街,当晚宿老街,21日蔡锷乘坐的专车过河口,他们加强了保卫,路过蒙自碧色寨车站时,见有“成千人挤在一团”,人声鼎沸,口喊请蔡都督和唐团长下车用午宴,周沆前后左右有数十个身材壮大之人,暗怀小枪和插子的人像是为首者,率众欲拥至专车近旁,情况紧张险恶,“我即止之”。火车路过阿迷站时,见张一鲲率众等候,军警不让他们进入警戒线。“夜九时,客车到阿迷站,周沆率众乘客车至,与张一鲲相见,欲并力图谋,终未知蔡居何处,无从下手。”22日从阿迷开车,直达昆明。

  王印源的文章又从另一侧面编造:“我吃饭后,区队长刘以椿(兼将军行署谍查主任)唤我坐谈,我把此次出差经过详情,报给他听,他把谍报文件,递给我看,我还说将军早已知道,故对蔡都督如此保护。据谍报文件说,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早奉袁世凯密电,防止蔡入滇异动,务须跟踪谋杀,若已入滇境,须沿铁路侦查捕杀。周、张接电后在蒙自关道署开过多次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队,自越至滇捕杀或狙击,二人接电侦知蔡至河内,不日乘滇越车入昆明,倘中途狙击不能做到,须于碧、阿两站,借设宴欢迎,暗放毒药于白兰地酒内毒死,抑或劫杀等情。又一谍报文件说:周、张二人所谋不遂,已畏罪潜逃出境,省方知悉,电令河口督办挡着,捕解到省法办。河口督办奉电在后,周、张先一夜就偷过界去了。再一谍报文件说:张一鲲还逗留在越境老街,等候其爱妾张素娥,周沆已到香港,河口督办正欲向法方引渡张一鲲归案;第二日其妾张素娥到河口被检察处挡获,命其请妥保,若请不着妥保,可通知张县长由老街过河口来证明你是他的眷属,准其由他领过河口,张一鲲接函后,过河口来证明,被捕解省法办。”【注: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7页。】王印源的文章说蔡锷到昆明时滇军内已经印发了几份谍报,进一步把张一鲲收到袁世凯的电报并组织暗杀的故事编得出神入化。本来张一鲲是蔡锷入滇8天后的12月27日才潜逃的,王印源居然说蔡锷入滇当天的谍报,就登载张一鲲逃走了两天又被抓捕的消息。

  王印源的文章还从第三个侧面来自圆其说,说9年后见到了周沆手下阴谋杀蔡的警备大队长马玉堂,马向王吹嘘如何受周沆、张一鲲指使,如何组织数百人暗杀行动等,还把1916年2月龙济光和黄成柏侵犯滇南的活动,作为1915年张一鲲暗杀活动的时间背景。

  王印源的文章成了宣传张一鲲案件的权威性史料,被历史学家们广为引用,这真是云南史学工作的悲哀。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记载了护国运动后云南社会的议论:“且有谋蔡于途而杀之者,或谓系任可澄之所为”,这是后来流传的又一种说法。

  1947年张一鲲的胞兄张一麐(字仲仁)写了一本小册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作者叙述堂弟张一沣的见闻,说1915年12月张一鲲想刺杀蔡锷,既没有纠集土匪,也没有任何助手,只是自己衣袋里藏着手枪,张与下火车的蔡锷见了面,终究没有用手枪杀蔡锷,然后蔡张分别走了。堂弟张一沣到阿密县见到张一鲲的爱妾张素娥时,听张素娥讲关于云南谍报材料的报道。张一沣认为张一鲲是想谋害蔡锷,却被诬陷为卷款逃跑。

  张一鲲卷款潜逃确实是个经济案件,与蔡锷无任何关联,张一鲲被枪毙9个月之后,唐继尧及其秘书厅开始利用此案,大力宣传张一鲲是因谋杀蔡锷被枪毙。

  最近十多年,由于此案判决书被公开,案情是卷款潜逃,于是一些人的宣传口径就改变为“因谋杀蔡锷未逞而以卷款潜逃为名枪毙”。谎言变来变去,总的目标是为了彰显唐继尧的功劳:“派兵保护蔡锷入滇免遭袁世凯特务张一鲲暗杀”。

 

  (作者系马骧外孙,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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