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滦州(2)

　　（三）张绍曾统第二十镇拒命南下，驻扎滦州，扣留清政府支前军火发动兵谏，使清政府恐慌万状。冯国璋等致电张绍曾“放运军火”，遭到拒绝后，清政府又赶忙派张绍曾在贵胄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海军大臣载洵前往滦州疏解，结果又得到张绍曾严词拒绝。最后清政府妄图利用张绍曾与吴禄贞关系，施用“一箭双雕”之计，特派吴禄贞去滦州“抚慰”，以便平息那里事态，稳定动乱中的后方。吴禄贞将计就计，他一到滦州就对张绍曾说： “你若能听从我的计划，联军进攻北京，此时早已推倒了清廷，偏要立宪有什么用？现在虽然晚了一步，趁着袁世凯任职不久，部署未定，全部精神和整个兵力都用在征讨武汉之际，还是我们的好机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第209页)随后他又分析形势，建议直捣北京，他说：“南方已乱，北京空虚，设提一旅之师，大功唾手可得。今滦州军队已近万人，悉皆精锐，直抵丰台，以逼于北；禄贞由保定调部下所余一协直抵长辛店，以逼于南，三镇二协，再为后援，何求不获，何事不成。”(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1页)最后吴禄贞在张绍曾召集的部分革命将士面前说：“荫昌倾北京兵南征武昌，请君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备，可无血刃而定。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而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事大定矣，奚以立宪为！” （《辛亥革命》六，第371页)吴禄贞、张绍曾当天部署起兵事宜，吴禄贞重申他的起义主张：“此次革命，事在必成，惟北京不下，清廷终得盘踞，战事延长，成败未可遂得。”(罗正伟：《滦州革命纪实》)于是，他们以第二十镇为第一军，从滦州西进，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作为后援进行策应；吴禄贞率第六镇为第三军由保定北上，形成两路夹攻之势，一鼓作气，占领北京。

　　吴禄贞、张绍曾当时都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青年高级军官，他们策划的军事行动已被清政府派往滦州监视吴禄贞的军咨府第三庭庭长陈其采和第二十镇四十协统领潘榘楹密告清政府和袁世凯。清政府马上采取防范措施，下令将京奉西线的全部列车调回北京，以防兵变进京。

　　在张绍曾发动“兵谏”后，直隶革命党人频繁往来天津滦州之间，敦促张绍曾起兵，并答应解决起兵的军饷供应问题。甚至直隶谘议局也答应帮助筹款。王葆真通过关系向天津领事团疏通，允许第二十镇起义后通过天津直攻北京。但在关键时刻由于张绍曾优柔寡断，缺乏革命勇气，不敢率部起义，坐失革命时机，贻误了起兵时间，致使直隶新军直捣北京、推翻清政府的计划形成泡影。紧接着清政府和袁世凯对吴禄贞和张绍曾采取不同手段镇压了直隶新军的革命斗争。但是，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直隶革命党人毅然决然地举行了滦州武装起义，把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推向了高潮。

　　二、滦州起义

　　（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天津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的同盟会成员张相文和白毓昆便立即行动起来“暗结团体，待时而发”，他们组织共和会，公举白毓昆为会长，参加者多为各学校青年学生，他们“暗募会费，密运军火，宣传主义，探听敌情”。（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共和会的主要工作则是策动滦州驻军的起义。自从第二十镇进驻滦州后，军中的革命者就跟天津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并来往密切，多次酝酿图谋举义，推翻清政府，张相文先生以革命的魄力和胸怀，制定了请求民军北伐，光复河北的作战计划：

　　窃观袁世凯手握大权，兼拥重兵，私党固结，盘据于燕蓟齐豫诸省，又乘和议之际，力攻秦晋，以厚其势，此其为谋至狡，而其锋未易可当。且北地苦寒，民习强顽，当此隆冬冰雪，诚非在南军所能堪。然时机迫促，邻敌伺隙而动，又未便久与相持，是诚当以计取，而不可以力争也。计取若何？亦惟示以形势，利用吾万众倾向之人心而已。夫武昌者，四达之冲，只宜坚守， 浪战无益。即战而能胜，犹有三关黄河以为之盾，彼庸多矣。故不如坚守以缀其师。且自金陵既下，战争之局，已由京汉而移之津浦。我能利用津浦一线，则可以北收山东，西取河南，而徐州实为之枢纽。倘敌据徐州，则两淮处处可危，庐风淮扬，同时告警，而江南亦不可保，古所谓守江不如守淮者此也。为今之计，宜厚集兵力，先取徐州，以据中原之要害。一军驻临淮，以为之声援。一军由海道北上，袭山海关而守之。则京奉之道不通，而西伯利亚密输之军火可绝。即以北上之海军战舰，游弋于黄海渤海之间，实行封锁政策，以杜大沽、青岛之输送。由是敌之接济穷而兵力分，燕赵齐鲁之士，必有奋起而为吾内应者。而要当先遣间使以联属之，与之约期并举，使随所在而毁其铁道，断其电线，斫其牧令，使满洲政府一切内政外交诸剧务，皆河决鱼烂而莫可收拾。而吾南北三军，乃相机进取。临淮一军趋陈许，据郑州、以断其武汉归路。徐州一军攻济南，与山海关之师会于天津，以扼其吭。更通道秦晋，使各出奇兵，以拊其臂。审如是，则智不及谋，勇不及施，世凯虽狡，亦将穷于运用，不出旬日，而北京可举大局可定矣。鄙人久游北土，颇识其贤豪长者。自武汉事起，即已暗结团体，待时而发。只以势孤力弱，遂归失败。然人心喁喁，引领义师未已也。用敢竭忱上言。倘蒙采择，俾以北道主人自效，则执策先驱，固所甚愿尔。(《南园文存》)

　　这是关于滦州起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始文献，它的重点乃是要黄兴利用津浦路派军北伐，占领徐州这个军事要地，并由海陆攻占山海关，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会师，直捣京津，大局可定。可惜黄兴没能接受这个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北伐计划，滦州起义由于得不到南方民军海路支援也就败北了。

　　在白毓昆计划率共和会骨干赴滦州发动驻军起义的时候，张相文也携同陶懋立挟策南下，以约民军由海道北上。1911年11月末，白毓昆等人从天津到达滦州，开始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二）滦州兵谏后，第二十镇的革命同志接受“兵谏”的局限性教训，更加密切的集合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周围，筹划革命，共图大举，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王金铭指出：“国事本非一人所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不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劣恶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辛亥革命》六第343页)继任第二十镇统制的潘榘楹等反革命派妄图扑灭官兵的革命火焰，一方面加强防变措施，规定“军中不得集会，不得自由出入”。并暗布奸细侦察革命官兵行动；一方面采取分散驻防的措施，先将七十八标开赴关外，分驻在沟帮子和葫芦岛一带；骑兵、炮兵、工兵营队开赴秦皇岛；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八十标移至山海关和海阳镇驻防，只七十九标的三个营驻扎在滦州。潘榘楹之流煞费心机分散驻防的措施并没能阻止革命者的秘密活动，相反的以冯玉祥驻防的海阳镇和王金铭、施从云驻军的滦州却形成了革命官兵活动的中心。他们瞒过反动官长，秘密商榷革命事宜。一天王金铭从滦州来到海阳镇，找冯玉祥商谈起义问题，金铭首先把滦州准备情况以及同南方联络的情形详细告诉冯玉祥，双方统一了思想，共同决定在清廷和袁世凯的肘腋下爆发一枚炸弹，使他们无所措手足。最后商定：“俟烟台民军在秦皇岛登陆，第七十九标即在滦州首先发难，第七十标、第七十八标、第八十标及骑兵、炮兵、工兵等配属营队则分路西进，会师滦州，攻取唐山，加入先期秘密组织的武装，然后继续西进，联合驻防天津和北京两地附近的新军，围攻天津、北京。同时并约辽阳、庄河的商震、朱霁青、王德权、程起陆、李树森、连成望等，率部前来支援”。(《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71页)

　　白毓昆、孙谏声等同志到滦州后，鉴于“南北和议行将决裂，情形已十分紧急，而京奉线一带革命的酝酿，清廷亦有所闻，故力促施从云等立即发动。一可以先发制人，二可以为民军之声援”(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18页)。随后致上海张相文“电请济师”，要烟台民军火速从海路在秦皇岛登陆。宣布起义后，“滦州大街小巷遍贴起反正文告，公开宣传，人人口里嚷着光复，空气被弄到白热程度。”(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19页)并以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名义发出电文，要求袁世凯迅速主持共和。

　　北京内阁总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顺直谘议局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日后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战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转引自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19页)。

　　为了避免遭到标统岳兆麟的阻挠，王金铭等人认为他也是汉族，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也参加革命，共同反满，并代表革命官兵推他为大都督，想利用他号召他的部下官兵采取一致行动，以扩大革命声势。然而岳标统不敢答应，次日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王怀庆告密，王即电告袁世凯。

　　岳兆麟逃跑后，滦州不免要遭到清军攻打危险，于是王金铭、白毓昆等人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后决定1月2日成立北方军政府。并公举王金铭为北方革命军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毓昆为参谋部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张良坤为秘书长，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部长，李亿珍为司法部长，刘现云为财政部长，刘兰圃为教育部长，陈涛为军法处长，张注东为警察处长，欧阳藩为交际处长，熊朝霖为敢死队长，李子峰为谍报队长，石敬亭为中路司令，鹿钟麟为右路司令，韩复榘为左路司令，张之江为骑兵司令，张树声为骑兵副司令，郑金声为后援军右翼司令，王石清为后援军左翼司令，刘汉柏为滦州城防卫戍司令。“政府成立各负专责，首即布告安民，申明约束，废除苛捐，禁止非刑，平反冤狱，尊重人道，解放民众，共图更始，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次即以北方军政府名义通告各国公使，请其依革命惯例，条守严正、中立；且声明笃守条约，保护外人安全。天津各国领事接电，即公推俄国领事代表至滦州，见军政府组织谨严，义军严守纪律，人民倾心爱戴，乃向外交部长表示，各国驻津领事钦佩民族复兴之至诚，并郑重表示承认义军为交战团体，由外交部长凌钺代表义军全体竭诚答谢，复与军政府负责人员合摄一影，尽欢而去”。（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