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助复相依，同志加兄弟：黄兴与李书城的战斗友谊

　　1917年4月15日，黄兴的灵枢运回故里，安葬在岳麓山麓。

　　当隆重庄严的葬礼结束，送殡的人们陆续散去之后，还有一位臂缠黑纱的军人在墓穴旁“低徊顾盼，久久不忍离开”。他似乎是在耐心地等待那位在墓穴中安息的人突然从酣睡中醒来。这个人便是黄兴生前的密友，辅佐他多年的参渫长李书城。

　　李书城，字晓国，湖北潜江人，同盟会的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他一直追随在黄兴左右，效命于沙场帏幄之中，侍奉于危难困顿之际。他与黄兴关系之密切，友谊之深厚，实非一般的革命同志可比。黄、李之间的友谊，是黄兴革命生涯中，也是辛亥革命历史上一段不可缺少的内容。

　　从意气相投到志同道合

　　1902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各书院选派三十多名学生，官费赴日本入弘文学院读速成师范。黄兴和李书城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入选，两人从此定交，以至终生不渝。他们所以一见如故，与他们相似的家世和经历、相投的志趣和秉性、相同的理想和追求是分不开的。

　　黄、李二人都出生子县城塾师家庭，幼年都在家从父读书，家教严格而又开明。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庭的影响都有一定的关系。黄兴的远祖在清初即留下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他自己曾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李书城的父亲是一位颇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怀有反满思想，如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组织者刘静庵便是其中之一。李书城的革命思想，也是通过阅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等书而萌发的。

　　1898、1899年，黄、李先后以特书生员的身份被选送到两湖、经心书院读书。武昌地处通衢，又是当时国内“新学”昌盛之地。这些“新学”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加深了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更加强烈也感受到了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而，使他们少时固有的反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1990年汉口自立军起义，他们便不约而同地被被卷了进去。黄兴在自立军起事前，参与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事败后又秘送杨笃生、秦力山出亡日本。李书城在起事前，已深受吴禄贞、傅慈祥的影响，并受命参与联络武备学堂的学生。自立军起义时的这种共同经历，是他们一见如故的又一媒介。何况他们又都是湖北学界中的佼佼者，即使未尝谋面，也早已声气相求、心心相印。

　　留学东京，是黄、李共同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东京，与武昌相比，又是一翻新的气象。当时留日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思想活跃而又激烈，革命排满之说倡言无忌。他们到东京，便立即投身到这股火热的潮流之中。黄兴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了《游学译编》，李书城间刘成禺、蓝天蔚等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宣传救亡图存，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黄兴对《湖北学生界》，在创办前“力赞其成”，办起来后又“多方支持”，这是黄、李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共进的开端。在湖北早期留日学生、兴中会员刘成禺、程家柽的引荐下，李书城先于黄兴见到了孙中山，接受了兴中会的革命纲领，成为孙中山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学说的信奉者。此后，黄、李之间的交往，便主要围绕着讨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展开。宋教仁曾说，黄兴、刘揆一之革命思想，程家柽与李书城“实开其牖，就是指这一时期李书城向黄兴介绍孙中山的思想而言。

　　这一时期，黄、李还一同参与发动、组织了“拒俄义勇队”。

　　学生军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后，他们又积极参加了该会的各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互相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双方笃实厚重的性格，崇尚实干的精神，使他们更加情投意合。随着双方信任感的增强，他们开始秘密结盟，每月聚会，并着手商讨回国后从事反清革命的具体方略。弘文学院的短短一年时间，使他们从一对意气相投的反满爱国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对志同道台的民主革命斗士。

　　义结同盟会 志存革命军

　　1903年6月，黄、李一同回到武昌。因为他们参与爱国活动，使张之洞十分恼怒，不仅未给他们委派职务，还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于是回湖南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李书城则与吴禄贞、耿觐文等人在武昌组织了花园山秘密机关，联络同志，秘谋排满。在此期间，应黄兴的邀请，李书城皆同吴禄贞、耿觐文到长沙参与了华兴会的筹备和长沙起义的策划。因花园园山机关的活动被清吏侦知，张之洞担心清廷深究，遂瞩大遣留学生出洋的办法来个斧底抽薪，使“花园山之同志，风流云散”。李书城在东京一些同志的资助下，1904年冬以自费生再度赴日。先入振武学校，以后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不久，黄兴因策动马福益起义事泄失败，也于同年11月避走日本，两人再度在东京相逢。

　　此次来日的黄兴，已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师范生了。湖南举事虽然失败，但其英名已远播海外。作为华兴会的会长，中国中部地区革命团体的首领，他不仅在留学生中威望大增，也使日本各界人士刮目相看。宫崎寅藏第一次见到他，便“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而是一个“有经历的男子汉”。当孙中山向宫崎询问留学生中有无杰出人物时，他便将黄兴作为一个非常的人物推荐给他。

　　孙中山这次来日的消息，李书城早以从湖北留欧学生、原花园山同志贺之才、史青等人的来信中得知。于是，他一面为孙中山来日建立革命组织“预为筹划”，一面把消息通知黄兴，让他做好准备。李书城对于促成孙、黄的这次历史性会见，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1905年7月，经富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初次会见。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便正式宣告成立。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时机已成熟，但宫崎、李书城等许多革命志士在其中穿针引线、热心奔走也是使这一时机被适时地抓住而没有失之交臂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书城也参加了1905年7月30日在内田良平寓所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议，属于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遵从黄兴关于陆军士官生不可暴露身份、以使回国后执掌兵权的意见，除用“李唐”的化名宣誓入盟外，再很少参加同盟会的公开活动。和其他士官生一样，盟书也由黄兴单独保管。此后，黄兴作为同盟会的副领袖，“流血革命”成了他公开的职业。李书城则是一个掩盖了同盟会员真实身份的士官生。他此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便都是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具体地说便是遵照黄兴的嘱托和指示而。进行的。

　　为了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李书城协助黄兴将那些不便参加同盟会活动的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组成“丈夫团”，经常“相与讨论军事”。由于日本军校对中国学生存有戒心，讲课每到紧要关头即令中国学生退出课堂。李书城为了帮助同学获得更多军事知识，用同盟会活动经费2000元，买通了一个日本教官，搞到了几十册日本军用秘籍。因事情败露，李不得不逃回国内。回国后，李即应钮永健之邀，到桂林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后任该学堂监督。在此期间，他培养了大批青年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武昌首义后，该校不少学生参加了援鄂的广西军。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所依持的主要军队第八师，便是以这支广西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遵照黄兴关于家有资财的党人，将执掌更大兵权可出资捐官的指示：李书城四出活动，为已补援副都统的吴禄贞_设法出任湖南或山西巡抚”。他向同盟会员黄恺元借银二万两，交吴去贿赂奕勖而当上了北洋军第六镇统制。这是革命党人在清军中获得的最高职位。

　　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李书城虽然没有跟随黄兴直接 参加南方的诸次起义，但他所从事的这砦活动，件件都与武装革命有关，也与黄兴有关。有的是直接出于黄兴的授意，有的则是根据黄兴关于革命必须掌握武装、必须运动军队的思想而进行的。黄兴之所以把李书城视如心腹、多所倚重，与李在联络军人、运动军队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