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助复相依，同志加兄弟：黄兴与李书城的战斗友谊(2)

　　司令参谋长 血战守汉阳

　　武昌首义胜利后，黄兴和李书城分别从香港和北京赶赴武昌。10月28日，黄兴到达汉口，给连日苦战已陷入不利境地的民军以极大鼓舞。在黄兴的指挥下，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冯国壤命清军纵火焚烧街市，使民军失却屏障，被迫节节后退。李书城赶到时，汉口已沦于敌手。他们即投入保卫汉阳的战斗。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汉阳与汉口仅隔一汉水，无险可守，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而湖北军政府里，盘踞高位的旧官僚、立宪派千方百计打击革命党人。一些湖北党入，特别是共进会孙武之流死抱，“畛域之见”，竟然抬黎压黄。在汤化龙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登台拜将”的闹剧，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使黄兴受制于黎元洪之下。李书城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辅佐黄兴指挥汉阳之役的。

　　从11月1日到27日，在近一个月的汉阳保卫战中，黄、李二人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高尚的斗志置指挥民军与清军展开殊死的搏斗。据亲身参加过汉阳之战的萱野长知记载，当时“司令部设在归元寺内，设备极其简单”，“参谋长李书城和黄兴同居一室，商洽军事”，“电话机声，彻夜不绝，紧张情形，达于极点”。黄、李二人为保卫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夙夜操劳，“心力交瘁”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战争的实践表明，黄总司令和李参谋长是一对,场上的理想搭档。黄兴的英勇无畏、坚强果断与李书城的缜密谨慎、机智灵活正好相得益彰。譬如总司令部初设伯牙台．竟在敌弹射程之内，李书城遂不顾黄兴怕失怯于敌的顾虑，旋将司令部移往昭忠祠。当汉阳阵地不断失守，司令部已处于最前沿时，他又立即把辎重营调来作司令部卫队，并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前方布防。这些事对于每临战阵、即置生死于不顾的黄兴来说，显然是不介意的。在战场上，统帅身先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固然是对士气的极大激励，但保护司令部特别是最高统帅的安，何尝又不是稳定军心。在黄兴的行动处处掣肘，指挥调度不能如意的情况下，李书城的作用更形重要。他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仆仆于司令部和都督府之间，往返磋商，不遗余力。遇有矛盾，则多方排解。苦管地贯彻着黄兴的意图，维护了黄兴的威望。11月24日以后战状恶化，当汉阳行将不守，而战斗又仍在激，烈进行之际，李书城征得黄兴的同意，出面与都督府商议，将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拆迁武昌以免资敌，作出有准备撤退的计划。设想如由黄兴提出此议，肯定会遭到都督府中更多人的无原则的反对，必将造成受大的损失和牺牲。

　　11月27日，汉阳终以势孤失守，然黄、李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原非战之罪也”。事过境迁之后，李书城对此战曾作过深刻的反省，沉痛地认为这一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而所致。” 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综观黄、李在汉阳之役中的决策，无论是总的作战方针还是具体的作战计划，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失误。汉阳之失守，原不能仅从军事上、指挥上去追究原因。而汉阳之役的得失，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争夺，而在于它对当时全国革命的影响。居正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论：“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所以，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黄兴讥为“汉阳败将”，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不傀是革命的元勋。

　　然而，对这次战役中作为黄兴助手的李书城，这同一个居正在他的同一本书中，却作了极不客观的记载：“汉阳连日血战，我军亦伤亡枕藉，士气颓丧……总司令尽力支持。至1月26日，总司令部人员逃走一空，参谋长李书城则先期逃上海。克强身边只有少数学生团-…”居正的此稿，曾一刊再刊，流传甚广。事关李书城一生名节，于此不可不辩。第一，居正的此稿1929年初刊时名《辛亥札记》，1944年再刊时与《梅川日记》合并，以后再刊即以梅川日记为名。但无论是《梅川日记》还是《辛亥札记》，都只是札记而并非日记，因而不是他当时逐日所记亲见亲历之枣。第二，汉阳失守时，居正根本不在武汉，他已被湖北军政府派往上海，担当邀集各省代表：来汉商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使命。连汉阳失守的消息，他也是见报后向宋教仁打听才证实的。不知他的这一记载根据从何而来。第三，李书城子汉阳失守的前一日离开总司令部是奉黄兴之命去都督府汇报战况及商议战守撤退事宜，而且他去上海的时间也不在黄兴之先，而是在得知黄已离汉赴沪后，偕汤化龙、万声扬等迟黄兴一天出发的。第四，黄兴平生最恨临阵脱逃之人，在前线督战时曾多次手刃逃兵，他决不会容忍在危难之际自顾逃命的参谋长再来投效；以李知黄兴为人，如真有擅离职守情事，又岂敢再去投奔。可见，居正的这二记载，既与事实不符，也同情理相悖。

　　造成这种阴差阳错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南京临时政府筹组时，人士安排多由黄兴裁决。时孙武到南京，对陆军，部次长一职志在必得，但黄兴认为孙武“殊为可厌”，而另属意李书城。孙武于是跑到上海组织“民社”，公开与同盟会立异，对南京临时政府诸人肆意诋毁，斥之为“败将逃官，沆瀣一气”。其中逃官指汤化龙，败将则指黄兴、李书城等。辛这样情况下，发现关于李书城在汉阳之战役中的种种谣传，自然毫不足怪。居正听而信之，亦或有之。二是居正《辛亥札记》刊行之时，李书域与他的政治态度已势同水火。以西山会派之干将，借机功击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且具有“倾共嫌疑”之同盟会元老，也不是什么怪事。唯治史者应予明辩。

　　评价汉阳之役中的李书诚，最有发言权的是黄兴。黄对李虽未置一言，却用行动表明了他的心迹。汉阳之役以后，黄对李格外器重，提携有加，一直视为左膀右臂。他们之间的私谊也更形亲密。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不是李在战场上与黄同生死、共患难，使他们的友谊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如果不是李运筹有方，参谋得当，表现出足堪重任的军事才能的话，黄兴是绝不会因过去的同学之情就对他另眼相看、独施厚爱的。

　　惨淡留守府 伤心癸丑役

　　汉阳之役以后，黄、李就再未分开，李书诚基本上一直在黄兴身边工作。黄兴从武昌一到上海，就肩负起筹建临时政府的量任。李书城为协助他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折冲樽俎，继续发挥着他的参谋作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加強总统府与陆、参两部的联系，李被派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成为孙、黄之间一条特殊的联络渠道。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黄任南京留守，李又回到黄兴身边，担任留守府总参议。黄不在南京期间，即由他代行职权。

　　从1912年初到1913年底，是辛亥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时期，革命党人一步步妥协退让，使无数志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这一时期也是革命阵营发生分化的时期，在官僚、立宪派的软硬兼下，一部分党人生活上腐化堕落，政治上变节投机。这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在孙、黄身边工作的李书城，以其坚定的立场和冷静的头脑，紧跟孙、黄的革命路线，坚持了为主义而奋斗的精神。不过，从他的言论和行动看，则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革命派领导人身上所体现的阶级软弱性。南北和淡时，李书城较片面地强调革命军的实力。他还被阳夏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认为南方军队“实系乌合之众，不能依仗，而独立各省的都督及统兵大将的政治向背义令人堪虞。这虽然不仅是他二个人的见解，但至少说明他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看不到辛亥革命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所以包括孙、黄在内的革命党人便只有向其势汹汹的袁世凯集体屈服。

　　南京留守期间，李书城又一次与黄兴和衷共济，同度难关。所谓留守，仅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而毫无经济权和人事权。当时南京集中了各省军队十多万，而军饷毫无着落，使留守府陷于危迫万状的境地。李书城煞费苦心，竭立维持，把军队的伙食由干饭改为稀弼也难乎为继。而袁世凯为扩充北洋势力，毫不顾丧失主权，举借外债。黄兴本着一片爱国热肠，首先通电反对丧权举借外债，并提出劝募国民捐、发行不兑换券等一系列解救财政危机的办法。这一来使主持与外国银行团签约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恼羞成怒，竟将黄兴请饷密电公之于外，把签订丧权借约的罪归于黄兴“告急之电，一日数至”的催逼。全力支持黄兴毁约拒债主张的李书城，接到熊希龄此电，不禁怒火填膺，迅即以留守府总参议的名义电责熊希龄，将他对黄兴的攻击一一痛加驳斥。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李与熊的这场笔墨官司和黄、李反对丧权借债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南京城内的危迫状况却未获得缓解。为了不给造谣攻击黄兴的人提供口实，他们甚至对自行劝募来的，而国会未确定用途的国民捐也不敢动用。在这种情况下，李书城多次商请黄兴，从速结束留守府。认为黄兴在留守任上多呆一天，就多担一分风险。并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毅然担起了裁遣南京各军的任务。这样，原南京临时政府所握有的几十万军队就消失在旬日之间，黄兴也就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虽然，他们在裁军时特意保留了第八师，并将被裁各部的优秀军官种精良武器集中于该师，但与对袁世凯的反革命武装比较来说 这点革命武装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存在而已。

　　解除兵权之后的黄兴，把注意力转到了支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宋教仁的议会斗争上。作为助手的李书城，则继续做替联络军人的工作。对此，黄兴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仍给予一定的支持。留守府撤销前，李协助黄组织成立了南京各军官佐“同袍社”，由黄任社长，他任编篡部主任。这与前此成立的“陆军将校联合会”一起，构成黄兴所谓“旧部”的基础。1912年9月，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李书城随同前往。离京时，黄特意将李留在总统府，任军事处次长。这一安排绝非为李谋求一个职位，而是为了同军界联络的方便和在袁世凯身边安插一个眼线。说明此时黄对袁已有一定警惕。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李书城在总统府也是一日数惊。为了免遭袁的暗害，他借送客之机跳上火车逃到了上海。当时孙黄部在上海，商讨宋案处理办法。起初，大家一致主张武力讨袁。黄兴遂派李书城、张孝准等人去南京发动，准备以第八师作为讨袁的先锋部队，同时密电南方各省作出兵的准备。但是，各省都督和第八师都申述实力薄弱，不肯出兵。这样，黄兴转而主张法律解决，与孙中山发生了分歧。袁世凯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此时正派人到处收买革命党人。也派人在上海找到了李书城，以出任绥远都统或资助八万元出洋为诱饵，劝他离开上海。李当即回绝，坚定地表示：“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如宋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都不会长留上海。”